第9章
七月二十，周六。
沈桦没有睡懒觉。公鸡叫第三遍的时候她就起来了，比昨天还早。她站在窗前刷牙，牙膏沫从嘴角流下来，滴在窗台上。窗外的后山上笼罩着一层薄雾，树影绰绰的，像一幅水墨画。山里的早晨凉得让人起鸡皮疙瘩，她套了件外套，端着搪瓷缸子下楼。
陈大姐已经在院子里了。今天她没有剥玉米，在喂鸡。十几只母鸡围在她脚边，咕咕咕地叫着，抢食盆里的玉米粒。陈大姐一边撒玉米一边数，数到第七只的时候停了一下，皱皱眉，又从头数了一遍。
“怎么了？”沈桦走过去。
“少了一只。”陈大姐把盆里最后一点玉米撒出去，“那只芦花鸡，昨天还在，今天不见了。怕是跑到后山去了，晚上不回来，黄鼠狼就该请它吃饭了。”
沈桦没忍住笑了一下。陈大姐看了她一眼，嘴角也动了一下，但没笑出来。
“陈大姐，我想问你个事。”
“说。”
“村里种杨梅吗？”
陈大姐停下手里的动作，看了她一眼：“杨梅？不种。那东西要在山上长，咱们这儿海拔高了，种不活。你要吃杨梅？镇上有人卖，赶集的时候有。”
“不是要吃，”沈桦说，“课文里有篇《我爱家乡的杨梅》，我怕孩子们没吃过，理解不了。”
陈大姐想了想，说：“那你换一篇呗。咱们这儿有啥就教啥。玉米、土豆、辣椒，哪个不能写？”
沈桦觉得有道理。但她不想就这么放弃那篇课文。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语言朴实，感情真挚，很适合四年级的孩子读。问题不在于课文，在于怎么让孩子们理解。她可以带一颗杨梅给他们看、给他们尝——问题是这里没有杨梅。
“镇上什么时候赶集？”沈桦问。
“明天。星期天。”
“能买到杨梅吗？”
陈大姐又看了她一眼，那目光里带着一点“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的意思。“七月份了，杨梅早就过季了。你要吃，明年六月来。”
沈桦沉默了。明年六月，她早就不在这里了。
她回到房间，翻开课本，把《我爱家乡的杨梅》往后翻了几页。后面还有别的课文，有一篇叫《麻雀》，写一只老麻雀保护小麻雀的故事；有一篇叫《爬山虎的脚》，写一种植物的生长。她翻了翻，觉得都不太合适。
她又翻回去，看着《我爱家乡的杨梅》那篇课文，忽然想到一个办法。不用杨梅，用别的东西。课文里写的是“家乡的特产”，她可以让孩子们写自己家乡的特产。大塘村有什么特产？玉米、土豆、辣椒、野生的板栗、山上的蘑菇。这些东西不华丽，但它们是这里的孩子们从小看到大的。
她合上课本，决定明天先去村里转转，看看有没有人能跟她讲讲这些东西。
上午九点多，沈桦出门了。
今天她没去学校，也没往村委会东边走。她往西边走了，那边她还没去过。路越来越窄，两边的木楼越来越旧，有的已经没人住了，门板歪歪斜斜的，屋顶上的瓦片缺了好几块，露出黑漆漆的洞。路面上长着青草，草叶上还挂着露水，走了一会儿，她的裤腿就湿了半截。
走了大概十五分钟，她看见路边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晒着什么东西，黄灿灿的一片。走近了看，是玉米粒。铺了薄薄一层，在阳光下闪着金光。一个老人蹲在空地边上，拿着一把耙子，慢慢翻着玉米。老人的背驼得很厉害，整个人弯成一张弓，耙子每翻一下，都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
“老人家，您好。”沈桦走过去。
老人抬起头。满脸的皱纹，皮肤黑得像老树皮，眼睛浑浊，但看人的时候很专注。他看了沈桦一眼，没说话，低下头继续翻玉米。
沈桦蹲下来，帮着把边上的玉米往中间拢。“这是您家种的玉米？”
老人又看了她一眼，这次开口了，说了一句方言。沈桦只听懂了一个字——“嗯”。
“种了多少？”
老人伸出三手指。
“三亩？”
“嗯。”
“一亩能收多少？”
老人想了想，说了几个词，沈桦连蒙带猜，大概听懂了——好的时候能收六七百斤，不好的时候只有三四百斤。玉米卖不上价，一斤才几毛钱。辛辛苦苦种一年，到头来挣不了几个钱。
沈桦蹲在那里，帮老人翻了一会儿玉米。太阳晒得她后脖子发烫，手心里全是汗。玉米粒硌得手心疼，但她没有停下来。
“你家的玉米，除了卖，还做什么？”
老人说：“喂猪。”
“不做玉米粑？不爆玉米花？”
老人看了她一眼，好像她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摇了摇头，继续翻玉米。
沈桦站起来，跟老人道了别，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老人还在翻玉米，背还是那么弯，动作还是那么慢。阳光照在玉米粒上，金灿灿的一片，但那些金色的光底下，是一个老人弯了一辈子的腰。
走到路的尽头，沈桦看见了一棵巨大的核桃树。树粗得三个人都抱不住，树冠遮天蔽，把下面一大片地方罩得严严实实。树下有一块大石头，石头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在抽烟。男人的脸被烟熏得看不清表情，但能看见他脚边放着一把斧头，旁边堆着一堆劈好的柴。
沈桦走过去，在石头的另一边坐下。男人看了她一眼，没说话，继续抽烟。
“这棵核桃树有多少年了？”沈桦问。
男人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弹烟灰，说：“我爷爷小时候就在了。”
“那得一百多年了。”
“不止。”男人说，“我爷爷活到九十三，他说他小时候这树就这么大。”
沈桦仰头看着树冠。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的碎金子。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有几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儿，落在她的肩膀上。
“你从哪儿来？”男人问。
“上海。”
“来嘛？”
“支教。”
男人点了点头，把烟掐灭在石头缝里。“教什么？”
“语文。”
“哦。”男人沉默了一会儿，“我儿子也在你们学校，三年级。叫小勇。”
沈桦愣了一下，想起那个抱着鲸鱼绘本不敢拿的小男孩。“小勇是你儿子？”
“嗯。”
“他很乖。”
男人没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大，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全是黑的，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疤，像一条蜈蚣趴在上面。
“他在家也这样吗？不爱说话？”沈桦问。
男人沉默了很久。久到沈桦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
“他妈走了以后，他就不爱说话了。”
沈桦没有追问。她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妈妈走了，爸爸在外面打工，孩子留给老人。一年见一次，或者几年见一次。孩子不哭不闹，不说话，不笑，像一棵被移栽的小树，叶子蔫了，还活着，但不知道还能不能缓过来。
“你多久回来一次？”沈桦问。
“过年回来。有时候过年也不回来，工地不放假。”
“今年过年回来了吗？”
“回来了。”男人的嘴角动了一下，“给他买了个皮球，他玩了两天，第三天就不玩了。一个人坐在门口，抱着球，也不拍，就那么坐着。”
沈桦的鼻子酸了一下。她转过头，看着那棵核桃树。风吹过来，又落了几片叶子。
“小勇在学校挺好的，”沈桦说，“上周五的阅读课，他看了一本关于鲸鱼的书，看得很认真。”
男人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点光。“他喜欢看书？”
“喜欢。那本书他借回去了，下周还。”
男人点了点头，又低下头。他拿起斧头，在一块没劈的柴上比了比，然后高高抡起，狠狠劈下去。柴从中间裂开，发出一声脆响，木屑飞溅，有一片崩到了沈桦的裤腿上。
她没有躲。
男人劈了十几块柴，停下来，擦了擦汗。他看着沈桦，说：“沈老师，小勇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跟我说。”
沈桦说好。但她知道，这个“说”很难实现。男人的手机号码她问都没问，就算问了，山里信号不好，打了也不一定能接通。就算接通了，一个在工地上搬砖的男人，能跟儿子说什么？说“你要听话”“你要好好学习”？这些话，隔着几千公里，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散了。
沈桦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木屑。“我走了。”
男人点了点头，没有站起来。他拿起一烟，点上，烟雾从指缝里升起来，在阳光下变成淡蓝色。
沈桦往回走。走到半路，她看见路边有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画画。她心里一动，走过去一看，不是柒月，是一个更小的女孩，大概四五岁，用石头在地上画圈圈。画得歪歪扭扭的，但她画得很认真，嘴里还念念有词。
沈桦蹲下来看了一会儿，小女孩抬头看了她一眼，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你画的是什么呀？”沈桦问。
“太阳。”
“太阳为什么是绿色的？”
小女孩想了想，说：“因为它今天穿绿衣服。”
沈桦笑了。她站起来，继续往回走。走了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小女孩还在画，绿色的太阳旁边又画了一个蓝色的，大概是在给太阳换衣服。
回到村委会，已经快中午了。沈桦在院子里洗了手，上楼，坐在桌前。她翻开笔记本，把今天听到的、看到的记下来。玉米、核桃树、小勇的爸爸、绿色太阳。
她写完之后，看着这些字，忽然觉得它们不是笔记，是一个一个的线索。玉米可以做玉米粑，可以爆玉米花，可以写进作文里。核桃树可以讲，一百多年的树，见过三代人的生老病死。小勇需要一个出口，他心里的那些话，说出来就好了。绿色太阳——孩子的想象力是最宝贵的，不能让它被大山磨没了。
她拿出教案本，把原来写的《我爱家乡的杨梅》划掉了。她重新写了一个题目——《我家乡的特产》。
第一课时：带一样东西来，可以是玉米、土豆、辣椒、板栗、核桃，什么都行。上课的时候，每个人介绍自己带的东西——它长什么样？什么味道？家里用它做什么？
第二课时：读一篇范文。她决定自己写一篇，写玉米。写大塘村的玉米，种在山坡上，秋天收了，晒在场院里，金灿灿的一片。写玉米的味道，煮着吃，烤着吃，磨成糊糊喝。写种玉米的人，弯了一辈子的腰，把玉米一粒一粒从土里刨出来。
第三课时：孩子们自己写。写自己带来的那样东西，可以写实，可以想象。不会写的字用拼音，写不出来就画。
写完之后，她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下午，沈桦去了一趟杨梅家。杨梅家在小卖部后面，一栋两层木楼，门口种着几株指甲花，红的粉的开了一团。杨梅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沈桦来了，甩了甩手上的水，拉了个凳子让她坐。
“杨梅，我想问你个事。”
“你说。”
“柒月她，身体什么情况？”
杨梅晾衣服的动作慢了一下。“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我想去看看她们。”
杨梅沉默了一会儿，把最后一件衣服挂上晾衣绳，转过身来。“她腿不好，风湿，走不了远路。平时买菜做饭都是柒月帮忙。她妈走了以后，柒月就像变了一个人，以前挺爱说话的，后来就不怎么开口了。”
“她爸爸呢？”
“在广东，一年回来一次。打电话回来，柒月不接。她接，柒月就在旁边听着，不说话。”杨梅叹了口气，“那孩子，心里装的事儿太多了。”
沈桦想起昨天送柒月蜡笔的时候，柒月翻来覆去看那盒蜡笔的样子。她不是不爱说话，是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我想去看看她们。方便吗？”
杨梅想了想，说：“明天吧。明天下午，我陪你去。”
“好。”
晚上，沈桦给沈母打电话。信号不好，沈母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收音机没调好频道。
“吃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
“杨梅家吃的，酸汤鱼。”
“又是鱼？你不是不爱吃鱼吗？”
沈桦愣了一下。她什么时候说过不爱吃鱼？大概是很久以前了，久到她自己都忘了。
“这里的鱼好吃，和城里不一样。”
沈母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黑了吗？”
“黑了。”
“瘦了吗？”
“没有。”
“别骗我。”
沈桦笑了一下，没说话。
挂了电话，她又给方芳发消息。方芳秒回，说她今天加班到晚上九点，刚回宿舍，还没吃饭。沈桦说你这么拼嘛，方芳说：“你不是也拼吗？你在山里，我在实验室，咱俩谁也别劝谁。”
沈桦想了想，觉得方芳说得对。她放下手机，关了灯。
黑暗中，她想着明天的事。明天要去镇上赶集，买点东西，去看看柒月和她。明天晚上要备课，把周一的三节课都准备好。
她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月亮从窗户照进来，在床单上画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亮块。她伸出手，手指的影子落在亮块里，像一棵小小的树。
她想起那个绿色的太阳。她想起柒月画的向葵。她想起小勇抱着鲸鱼绘本的样子。她想起陈大姐说“少了一只鸡”时皱起的眉头。
这些事情，这些人和事，正在一点一点地把她拉进这个村子。不是用绳子拉，是用一一看不见的线。每一线都连着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故事。她不知道这些线最终会把她带到哪里，但她知道，她已经不是站在河边看对岸的那个人了。
她已经下水了。水有点凉，但还撑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