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沈桦是被公鸡叫醒的。
不是一只，是一群。此起彼伏，像是约好了要在天亮之前把整个村子掀翻。她摸到手机看了一眼——五点十分。窗帘外面还是黑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黑，像墨汁泼在了窗户上。她把手机放下，翻了个身，想再睡一会儿。但公鸡不答应，叫得一声比一声响，中间还夹杂着几声狗叫，像是在给公鸡伴唱。
她躺了十分钟，彻底睡不着了。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发现脖子还是酸的，昨天歪着睡的那一下落下了病。她活动了一下肩膀，骨头咔咔响了两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
起床，穿衣服，洗漱。公共水房在一楼楼梯口，一个水龙头，一面破了角的镜子。水很凉，凉得她打了个哆嗦。她接了一盆水端回房间，用毛巾擦了一把脸，水珠顺着下巴滴下来，滴在T恤领口上，凉丝丝的。
收拾完，她坐在床边，不知道现在该什么。天还没亮透，外面灰蒙蒙的，像是有人用铅笔在纸上轻轻涂了一层。村委会安安静静的，陈大姐住在一楼靠楼梯的那间房，门关着，没有动静。杨梅不住在村委会，她有自己的家，昨天晚上开完会就回去了。
沈桦拿起手机，想看看有没有信号。一格，勉强能用。沈母的消息安安静静地躺在对话框里，最后一条是昨晚十一点发的：“明天别忘了打电话。”她回了一条：“醒了，妈。这边公鸡叫得好早。”发出去之后，她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消息旁边转了几圈，显示已发送。
她想了想，又给方芳发了一条：“第一天。五点就被公鸡叫醒了。你那边怎么样？”
方芳没回。大概还在睡，或者已经在实验室了。方芳这个人，睡觉和做事一样，说睡就睡，说起就起，从不拖泥带水。不像她，躺在床上能翻来覆去想半小时。
沈桦把手机揣进口袋，下楼。
村委会大门还没开，铁门从里面着销。她摸索着把销拉开，铁门发出一声刺耳的吱呀声，在清晨的安静里响得像一声尖叫。她赶紧把门推开，闪身出去，生怕吵醒了陈大姐。
外面的空气让她愣了一下。
不是冷，是凉。那种山里面才有的凉，带着水汽、泥土味和草木的清香。她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肺都被洗了一遍。天边开始泛白了，不是白色，是一种淡淡的鱼肚白，边缘镶着一层粉红色的光。远处的山还是黑的，但轮廓已经开始清晰，像一幅正在慢慢显影的照片。
她站在村委会门口的空地上，看着那些山。昨天来的时候，她坐在面包车里，紧张得不敢往窗外看，只记得山很高、谷很深。现在站在这里看，山没有那么可怕了。它们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一层一层往远处推，颜色从近处的深绿推到远处的灰蓝，推到天边就变成了一条淡淡的线。
大榕树就在空地边上。昨天来的时候她就看见了这棵树，但没仔细看。现在走近了，才发现这棵树比她想象的大得多。树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皮是深褐色的，上面长满了青苔，摸上去湿漉漉的。树冠铺开来，像一把巨大的伞，把下面一大片地方都罩住了。树从土里拱出来，有的比她的胳膊还粗，盘错节地缠在一起，像是一群蛇在打架。
沈桦站在榕树下，仰着头看了一会儿。她想，这棵树在这里站了多少年了？一百年？两百年？它看见过多少人从这里走过，看见过多少孩子长大，看见过多少事情发生又消失。
她正想着，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这么早就起来了？”
沈桦转过身。陈大姐站在村委会门口，穿着那件深蓝色的长袖衬衫，袖子还是卷到手肘，脚上还是那双军绿色的解放鞋。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放着几玉米。
“陈大姐，你也被公鸡叫醒了？”沈桦问。
“我五点钟就起了。每天都这个点。”陈大姐端着盆走到榕树下面，把盆放在石凳上，自己蹲下来，开始剥玉米。她的动作很快，两玉米对着一搓，玉米粒哗哗地掉进盆里，像下雨一样。
沈桦蹲在她旁边，拿起一玉米，学着她的样子搓。搓了两下，玉米粒没掉几颗，手倒是磨得生疼。
“不是你那样搓的。”陈大姐看了她一眼，拿过她手里的玉米，示范了一下——两玉米并排，对着搓，用力要均匀，方向要相反。玉米粒哗哗地掉下来，又快又整齐。
沈桦又试了一次。这次好了一些，但还是没有陈大姐快。她搓了半玉米，手指头就红了。
“城里来的吧？”陈大姐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嗯，上海。”
“上海好啊。我没去过。”陈大姐把剥好的玉米粒拨到盆里，又拿起一，“我这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那还是八几年的事，去开会的。”
沈桦没接话。她想象不出来，一个人活了大半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几百公里。她昨天一天就走了一千六百公里，坐火车、坐大巴、坐面包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而陈大姐的整个世界，可能就是这座山、这个村、这条土路。
“上海是不是很大？”陈大姐问。
“很大。”
“有多大？”
沈桦想了想，说：“比我们县城大一百倍。”
陈大姐剥玉米的手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远处那些山，像是在想象一个比县城大一百倍的地方是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她低下头继续剥，说了一句：“大有什么用，又不是我的。”
沈桦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她低下头，继续剥玉米。两个人的手在盆里翻动着，玉米粒哗哗地响，像一首简单的曲子。
剥完玉米，陈大姐站起来，端着盆往里走：“进来吃饭。”
早饭是玉米糊糊、馒头和咸菜。玉米糊糊是用刚才剥的玉米粒磨碎了煮的，稠稠的，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馒头是昨天剩的，有点硬，沈桦掰开的时候，碎屑掉了一桌。咸菜是杨梅家腌的，萝卜条，脆生生的，辣得沈桦眼泪都出来了。
“吃不了辣？”陈大姐问。
“能吃点，但这个太辣了。”
“多吃几次就习惯了。山里湿气重，不吃辣不行。”
沈桦又咬了一口萝卜条，这次没有上次那么辣了，也许是味觉适应了，也许是辣劲过去了。
吃完饭，陈大姐说：“今天你去学校，先跟着听课。李校长会安排。”
“好。”
“还有，”陈大姐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她，“这个你拿着。”
沈桦接过来一看，是一把雨伞。不是折叠的那种，是老式的长柄伞，黑色的伞面，伞骨有一弯了，撑开的时候伞面歪歪的。
“山路不好走，下雨了没个东西挡不行。这个虽然破了点，能用。”陈大姐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她，低着头收拾碗筷，语气和说“今天你去学校”一模一样。
沈桦把伞收好，拿在手里。“谢谢陈大姐。”
“去吧。”
从村委会到学校，沈桦昨天走过一次，但昨天是跟着陈大姐走的，没怎么记路。今天一个人走，她才发现这条路比她以为的复杂。不是一条直路，要拐好几个弯，经过好几栋房子，中间还有一条岔路，往左是去学校，往右是去后山。她差点走错了，幸亏看见路边墙上有人用粉笔写了“小学→”三个字，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子写的。
经过昨天那栋有哭声的木楼时，她放慢了脚步。门还是关着的，窗户也关着，但这次没有哭声，什么声音都没有。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停下来看看。她想了一下，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她刚来，谁都不认识，贸然敲门不合适。
她继续往前走。
到了学校，场上已经有几个孩子在玩耍了。两个小男孩在拍皮球，皮球是那种瘪了一半的，拍在地上弹不起来，但他们玩得很开心。一个小女孩蹲在榕树下面，用树枝在地上画画。沈桦走近了看了一眼，画的是一个人，圆圆的脑袋，细细的身体，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
“这是谁呀？”沈桦蹲下来问。
小女孩抬起头，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扎着两个羊角辫，脸圆圆的，眼睛很大。她看了沈桦一眼，没说话，低下头继续画。
“是画的你自己吗？”
小女孩还是不说话，但摇了摇头。
“那是画的你妈妈？”
小女孩画画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她把树枝扔了，站起来，跑开了。马尾辫在脑后一晃一晃的，很快就跑进了教学楼，消失在一楼的走廊里。
沈桦蹲在原地，手里还拿着那把歪伞，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进教学楼。
办公室的门开着。李校长坐在桌前，正在批改作业。他面前摞着两摞本子，一摞已经批完了，一摞还没动。他批得很慢，每一本都看得很仔细，有时候会在本子上写一行字，写完之后还要再看一遍，确认没问题了才翻到下一本。
“李老师早。”沈桦敲了敲门框。
李校长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沈老师来了。来来来，坐。”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又想起什么似的，站起来，“我给你倒杯水。”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你不知道在哪儿。”李校长走到墙角，拿起一个暖水瓶，从一个搪瓷缸子里倒了水，端给她，“条件简陋，你别嫌弃。”
沈桦接过缸子，水很烫，她捧着暖手。缸子上印着“大塘小学”四个字，红色的漆，有些地方已经磨掉了。
“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是王老师的语文课，四年级的。你先跟着听听，看看我们这儿的孩子是什么水平。”李校长说，“第二节课是张老师的英语课，五年级的。你也可以去听听。下午你可以先不听课，回去准备准备，下周一开始上课。”
“好。”
“对了，你教哪个年级，李老师说了吗？”
“还没。”
李校长想了想：“你先教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语文吧。三年级基础差一些，四年级稍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两个年级都看看，哪个顺手就教哪个。”
“好。”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四年级，教室在一楼东边。沈桦搬了把椅子坐在教室最后面。教室里有十五个孩子，七个女生，八个男生。课桌是那种双人桌，木头做的，桌面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还刻着字。沈桦扫了一眼那些刻的字，有的是名字，有的是“早”字，还有一个课桌上刻着“我要去北京”。
王建国老师站在讲台上，翻开课本：“今天我们讲第十七课，《赵州桥》。”
他先读了一遍课文，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沈桦注意到，他读课文的时候，孩子们很安静，都在听。但当她去看那些孩子的表情时，发现很多人只是在听，并没有在跟读，也没有在看课本。有几个孩子的课本翻开着，但眼睛不在课本上，在看窗外，在看同桌，在看天花板。
王老师读完课文，开始讲解。他讲得很细，每一个生字都要在黑板上写一遍，笔画顺序一个不落。他讲赵州桥的历史，讲李春，讲石拱桥的结构。沈桦听着听着，觉得这堂课没什么问题——该讲的都讲了，该写的都写了。但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她想了很久，才想明白少了什么。
少了互动。
王老师在讲台上讲，孩子们在下面听，但这两边之间像是隔了一堵墙。没有提问，没有回答，没有讨论。孩子们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至于接收了多少、理解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沈桦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课堂互动几乎为零。”
第二节课是英语课，五年级的。张丽老师的风格和王老师完全不一样。她说话快，动作也快，在讲台前面走来走去，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她教的是“What time is it?”，带着孩子们一遍一遍地读，读完之后叫学生站起来对话。
“你，站起来。”张丽指了一下第三排的一个男生。
男生磨磨蹭蹭地站起来，低着头。
“我问你，What time is it? 你说。”
男生不说话。
“你说啊，我刚才教了的。”
男生还是不说话，头低得更低了。
张丽叹了口气，换了另一个学生。这次是个女生，站起来之后小声说了一句：“It's eight o'clock.”
“大声一点！”
女生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大了一些，但还是不大。
张丽又叹了口气，挥了挥手让女生坐下。沈桦注意到，那女生坐下之后，脸红了，低着头半天没抬起来。
沈桦在笔记本上又写了一行字：“学生不敢开口，怕出错。”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像被弹簧弹起来一样，呼啦一下全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场跑。沈桦走出教室，站在走廊上，看着那些孩子在场上疯跑。刚才那个拍皮球的小男孩现在在追一个女孩子，两个人绕着场跑了好几圈，谁也不让谁。那个在榕树下画画的小女孩又蹲在了老地方，这次画的不一样了，画的是一朵花，花瓣画了很多层，看起来像一朵向葵。
沈桦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你叫什么名字？”沈桦问。
小女孩抬头看了她一眼，这次没有跑，但也没说话。
“我叫沈桦，是新来的老师。”沈桦指了指自己，“你可以叫我沈老师。”
小女孩看了她一会儿，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低下头继续画画。
沈桦没有追问。她蹲在那里，看着小女孩画画。阳光从榕树的叶子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小女孩的头发上，亮晶晶的，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过了一会儿，小女孩忽然开口了，声音很小，小到沈桦差点没听见。
“我叫柒月。”
“柒月？哪个柒？”
小女孩用树枝在地上写了一个“柒”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来是那个字。
“柒月。就是七月的意思。”沈桦说，“你七月出生的？”
小女孩点了点头。
“真好听的名字。”
小女孩没说话，但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
上课铃又响了。小女孩——柒月，扔下树枝，跑进了教学楼。沈桦站起来，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里。
她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朵向葵。花瓣画了很多层，一层包着一层，最中间画了一个圆圆的圈，圈里面点了很多小点，大概是瓜子。
沈桦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办公室。她拿出笔记本，翻到今天写的那一页，在最下面加了一行字：“柒月，女孩，大概七八岁，不爱说话。喜欢画画。”
中午在学校吃饭。食堂就是一间小屋子，一个灶台、一口大锅、一张桌子。今天的菜是土豆炖鸡块，土豆比鸡多得多，但味道不错，用的是柴火灶烧的，有一种城里燃气灶烧不出来的香味。沈桦端着碗，和几个老师一起坐在场边的台阶上吃。阳光很好，晒得人暖洋洋的，但又不热，因为榕树的影子正好罩住了他们。
“吃得惯吗？”张丽问。
“吃得惯，好吃。”
“多吃点，下午有你受的。”张丽笑了笑，那个笑容里带着一点“你等着瞧”的意思。
“为什么？”
“下午三年级有课，你听了就知道了。”张丽卖了个关子，端着碗走了。
下午第一节课，三年级。沈桦又搬了椅子坐在后面。这节课是数学课，还是王建国老师教。但和上午不一样的是，这节课只来了九个人。她看了一眼座位，空了六把椅子。
“其他人呢？”沈桦小声问旁边的一个男生。
男生看了她一眼，说：“回去吃饭了，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沈桦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上课铃已经响过五分钟了。她没再问，把目光转回讲台。
王老师开始讲课，讲的是一道应用题——“小明有十个苹果，给了小红三个，又给了小刚两个，请问小明还剩几个苹果？”他在黑板上画了十个圆圈，划掉三个，再划掉两个，数了数剩下的，五个。
“听懂了吗？”王老师问。
下面没人回答。
“听懂了吗？”王老师又问了一遍。
一个女生小声说：“听懂了。”
“好，那做下一题。”
沈桦坐在后面，看着那九个孩子的背影。有两个在打瞌睡，有一个在偷偷玩一个塑料小汽车，还有一个一直在盯着窗外发呆。只有那个说“听懂了”的女生在认真看黑板，手里拿着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沈桦在笔记本上写：“三年级，出勤率低，迟到严重，课堂注意力分散。”
下午三点半，放学了。孩子们背着书包从教学楼里涌出来，有的自己走回家，有的被家长接走。沈桦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孩子一个个离开。有个小男孩跑出去几步又跑回来，站在她面前，仰着头问：“你是新来的老师吗？”
“是啊。”
“你教什么？”
“语文。”
“哦。”小男孩想了想，“那你凶不凶？”
沈桦笑了：“你觉得呢？”
小男孩上下打量了她一遍，说：“看起来不凶。”然后转身跑了，跑了几步又回头喊了一句：“不凶就好！”
沈桦站在校门口笑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
回到村委会，陈大姐不在。杨梅在一楼大厅整理表格，看见她进来，抬头笑了笑：“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有点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沈桦把包放在桌上，在她对面坐下。
“正常，都这样。”杨梅把一沓表格推到一边，“慢慢来，不着急。”
沈桦犹豫了一下，问：“杨梅，你认识一个叫柒月的小女孩吗？七八岁，扎两个辫子，不太爱说话。”
杨梅的手停了一下。她看了沈桦一眼，那目光和陈大姐第一次看她的目光有点像，又不太像。陈大姐的目光是审视，杨梅的目光是……沈桦说不上来，像是犹豫，像是在想要不要告诉她什么。
“认识。”杨梅说。
“她怎么了？”
杨梅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妈三年前走了。去广东打工，再也没回来。她爸在外面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她跟她过。”
沈桦想起今天早上蹲在榕树下画画的柒月，想起她画的那个人，想起自己问她“那是画的你妈妈”时，她扔掉树枝跑开的样子。
“她妈为什么不回来？”沈桦问。
杨梅看了她一眼，那目光里多了一点别的东西，像是无奈，又像是心疼。
“谁知道呢。也许是不想回来了，也许是回不来了。”杨梅低下头继续整理表格，“这种事，村里多得很。”
沈桦没再问了。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天开始暗了，远处的山从绿色变成了灰蓝色，又从灰蓝色变成了黑色。村委会门口的路灯亮了，昏黄的灯光照在水泥空地上，把旗杆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
她想起方芳说过的话：“你这个人，认定了一件事就死磕，磕到把自己磕没了都不知道。”
她想，也许方芳是对的。但她现在不在上海，不在一张舒服的床上，不在一个可以随时放弃的环境里。她现在在大塘村，在一千六百公里外的深山里，面前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女孩，是一所只有六个老师的乡村小学，是一百三十七户贫困户的名字和数字。
她不能磕没自己。但她更不能什么都不做。
晚上，她给沈母打了电话。信号很差，声音断断续续的，沈母的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忽大忽小。
“吃饭了没有？”沈母问。
“吃了。”
“吃的什么？”
“土豆炖鸡块。”
“鸡块？村里还有鸡？”沈母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惊讶。
“有，到处都是。”
“你别不舍得吃，多吃点好的。”
“妈，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她又给方芳发了一条消息：“今天去学校了。有个小女孩叫柒月，她妈妈走了，再也没回来。”
方芳回得很快：“你又在心别人了。”
“不是心，是看见了。”
“看见了然后呢？”
沈桦想了想，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发了一句：“不知道。先看着吧。”
方芳回了一个“嗯”字，然后发了一条：“我在北京挺好的，学到很多东西。回来跟你说。”
沈桦把手机放下，关了灯。
黑暗中，她睁着眼睛，想着柒月。想着她蹲在榕树下画的那幅画，想着她写的那个“柒”字，想着她跑开时马尾辫一晃一晃的样子。
她想，明天要再去找柒月说话。
不说妈妈的事。说画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