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868年1月7，俄历12月26，东正教的圣诞节。

辛比尔斯克被大雪封了整整三天。街道上的积雪齐膝深，屋顶的雪厚得像盖了一层棉被。伏尔加河彻底封冻了，冰面上偶尔能看见几个黑点——那是附近的农民在凿冰捕鱼。

乌里扬诺夫家的院子里，萨沙和沃洛佳堆了一个比人还高的雪人。雪人的鼻子是一胡萝卜，眼睛是两块煤球，头上歪歪地扣着一顶破毡帽。沃洛佳还用树枝给雪人做了两只手，一只手里着一木棍当拐杖，另一只手里塞了一张纸，纸上写着“杜尔诺沃”——那个在自治会上反对教育经费的地主的名字。

统桢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雪人，忍不住笑了。伊利亚路过时看了一眼，也笑了，然后板起脸说：“被人家看见不好。”但他没有让儿子们把纸拿掉。

上午，玛丽亚在厨房里忙了一整个早晨。圣诞节是俄国人最重要的节，即使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也要好好准备一顿饭。她做了鱼冻、烤鹅、酸菜汤，还有一大盘蜂蜜蛋糕。厨房里飘出的香味把孩子们都吸引了过去，安娜在帮忙摆餐具，萨沙被分配去劈木柴，沃洛佳负责给茶炊添炭。

统桢帮忙把餐桌布置好。长桌上铺了一块洗得发白的绣花桌布，摆着家里最好的瓷器——虽然边角有几处磕碰，但擦得很亮。玛丽亚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藏了很久的樱桃酒，那是去年圣诞节伊利亚从省里带回来的，一直舍不得喝。

午饭前，全家人站在圣像前，由伊利亚领着做祷告。统桢不是东正教徒，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沃洛佳站在父亲身边，闭着眼睛，嘴唇微微翕动。做完祷告，他睁开眼睛，正好和统桢的目光对上。

“朱先生不信教？”吃饭时，沃洛佳问。

“我信别的东西。”统桢说。

“什么东西？”

统桢想了想。“我信人。信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需要靠神。”

沃洛佳用叉子戳着盘子里的酸黄瓜，似乎在琢磨这句话。伊利亚看了统桢一眼，没有说什么。

下午，统桢给沃洛佳和萨沙讲了一下午的课。不是正式上课，是坐在火炉边闲聊式的讲。萨沙问起了中国，问中国的农民是不是也像俄国农民一样穷。统桢讲了自己家乡的事——吕宋的农民，南洋的商人，明室的海船。沃洛佳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明室的皇帝和俄国的沙皇，有什么不一样？”

统桢想了想。“明室的皇帝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宪法，有议会，有内阁。权力是分散的。”

“那为什么还要有皇帝？”

统桢被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有一天，真的不需要了。”

沃洛佳没有追问。他低下头，看着炉火，似乎在思考什么。

傍晚，统桢一个人走到伏尔加河边。雪停了，天空是灰白色的。河面完全封冻，冰层上覆着雪，平平整整地延伸到对岸。几个农民在冰面上凿开的洞口旁边收网，网里银色的鱼在雪地上跳动，很快就不动了，冻成了冰坨。

他站在岸边，想起离开伦敦时凯尔恩斯教授对他说的话：“您去俄国，会看到欧洲最深刻的矛盾。那是一个被锁在冰层下面的国家。但冰层下面有活水。”

他在辛比尔斯克已经待了七个月。七个月里，他看到了冰层——沙皇的专制，地主的贪婪，官僚的腐败，农民的麻木。但他也看到了冰层下面的活水。伊利亚·乌里扬诺夫用微薄的薪水建学校、编教材，年轻的乡村教师在漏雨的破木屋里教农民的孩子识字，米哈伊尔在工厂里学写字，伊万在贫瘠的土地上挣扎着活下去——他们都不是革命者，但他们身上有一种沉默的力量，像伏尔加河冰层下面黑色的水流，看不见，但一直在动。

他回到乌里扬诺夫家时，天已经黑了。客厅里点着煤油灯，伊利亚坐在灯下看文件。看见统桢进来，他摘下眼镜。

“朱先生，您在外面待了很久。不冷吗？”

“还好。想些事情。”

伊利亚点点头，没有追问。他把手里的文件递给统桢。“您看看这个。”

统桢接过。是一份辛比尔斯克省乡村小学的年度报告草稿，伊利亚写的。报告里详细列出了全省每一所乡村小学的情况：有多少学生，缺多少教师，校舍状况如何，需要多少经费。最后一页是伊利亚手写的一段话：

“教育之本，不在校舍，不在教材，不在经费，而在人。有一人愿为教育奉献，则有一校可兴。有百人愿为教育奉献，则有百校可兴。然全省四十万农民，百校不足济其事。所需者，千百人也。然千百人从何而来？此非教育本身所能解答。”

统桢看完，把报告还给伊利亚。“您写得很好。但您知道，千百人从何而来。”

伊利亚看着他。

“从冰层下面来。”统桢说。

伊利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下去。煤油灯的火苗微微跳动，在墙壁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二月初，辛比尔斯克来了一封信。

信是寄给伊利亚的，落款是“圣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 谢尔盖·涅恰耶夫”。伊利亚不认识这个人，把信递给统桢。

统桢拆开信。涅恰耶夫的字迹潦草而急促，像写的时候手在发抖。

“朱同志：

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写给谁。

彼得堡的情况越来越糟。去年十二月，我们在工艺学院组织了一次集会，讨论工人教育问题。集会进行到一半，警察冲了进来。抓走了六个人，包括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我在天花板里躲了一夜才逃过。

我现在住在城郊一间地下室里，白天不敢出门。但我还在工作。我和几个可靠的同志建立了一个秘密小组，叫‘人民惩治会’。我们不再相信言论和集会能改变什么。对付暴政，只能用暴政还击。我们正在准备行动。

您可能会说这是冒险。是。但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工人在挨饿，农民在挨饿，学生们被抓进监狱，教师被流放。我们能等吗？等十年、二十年，等工人们自己觉醒？等他们觉醒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已经在工厂里累死了，他们的孙子还会一样。

我知道您不赞成我的做法。但您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我出了事，请您记住：涅恰耶夫不是为自己死的。

谢·涅”

统桢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伊利亚看着他，没有问信的内容。

当天晚上，统桢坐在自己房间里，给涅恰耶夫写回信。

“涅恰耶夫同志：

信收到。

你说的那些被捕的同志，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家在何处？有没有家属需要帮助？我可以出一些钱，虽然不多。

关于‘人民惩治会’的事，我不想再劝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但有几句话，我还是要说。

你说的对，工人在挨饿，农民在挨饿。但刺一个官员，能让他们不挨饿吗？卡拉科佐夫的枪声，换来的是更严酷的镇压。你们的行动如果成功，也许会鼓舞一些人。但如果失败，带来的可能不是鼓舞，而是更深的恐惧和沉默。那些刚刚被唤醒一点的人，会重新缩回壳里去。

我这样说，不是反对一切暴力。有些时候，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被压迫者没有义务永远温顺。但暴力的使用，必须考虑它的后果。不是一时的痛快，是长远的得失。一颗炸弹扔出去，炸死一个压迫者，然后呢？压迫者还有千千万万。真正能推翻他们的，不是几颗炸弹，是千千万万觉醒的人。

你问我除了冒险还能怎么办。我现在回答你。

我正在辛比尔斯克。我在这里的农村和工厂里看到了很多。我看到一个叫伊万的农民，种着三俄亩薄地，一年收入不够交租税。我看到一个叫米哈伊尔的工人，每天在工厂十几个小时，手指被铁水烫烂了，还在学写字。我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问我‘沙皇和政府为什么不定保护工人的法律’。他们都不是革命者。他们只是在这个不公平的世道里努力活下去的普通人。

但他们是大多数。他们才是真正的力量。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不是替他们去革命。是帮助他们睁开眼睛。识字、读书、讨论、组织。从一个工厂到十个工厂，从一个村子到十个村子。这是慢功夫，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一代人。但这是真正的地基。没有这个地基，再响亮的炸弹也只是空中的烟花。

你可能会说，我没时间等。是的，等待是最难的。比扔炸弹难得多。

我写这些，不是要说服你。我知道说服不了。我只是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想换一条路，这些也许有用。

保重。

朱统桢”

他把信封好，写上涅恰耶夫的地址——一个彼得堡的邮政信箱。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涅恰耶夫手里，也不知道涅恰耶夫会不会看。但他必须写。

写完信，他吹灭油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窗外，二月的风吹过辛比尔斯克的街道，把积雪表面的冰壳吹得沙沙作响。

三月中旬，辛比尔斯克的雪开始融化。

白天，太阳照在屋顶上，积雪化成水，顺着屋檐滴下来，在傍晚重新冻成冰锥。街道上的雪被踩成了灰黑色的泥浆，走路时要小心翼翼，一脚踩进泥坑，鞋就湿透了。伏尔加河上的冰层还厚，但靠近岸边的冰已经开始发酥，踩上去会有裂纹。

统桢在辛比尔斯克已经住了九个月。

这九个月里，他和乌里扬诺夫一家像家人一样生活。伊利亚把他当作可以深谈的朋友，玛丽亚把他当作需要照顾的晚辈，安娜、萨沙和沃洛佳把他当作一个奇怪的兄长——来自遥远的东方，会讲很多他们从没听过的故事，会下棋，会回答那些父母回答不了的问题。

三月十六，星期一。统桢决定去一趟普梯洛夫工厂区。

他已经半年多没见到米哈伊尔了。去年离开彼得堡时，他答应回来继续教识字课。现在他该兑现承诺了。

从辛比尔斯克到彼得堡，火车要走一天一夜。统桢在车厢里又遇到了一个农民。这次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大衣，脚上是一双破皮靴。他坐在统桢对面，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包袱。

统桢问他去哪儿。

“彼得堡。”年轻人说，“找活。”

“家里有地吗？”

“有。不够种。”年轻人说，“我爹种着，还有我弟弟。我一个人出来，家里少一张嘴。”

“能找到活吗？”

“不知道。”年轻人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雪原，“听村里去过的人说，码头上要人，工厂也要人。只要肯出力，总有一口饭吃。”

统桢看着他年轻的脸。这张脸上还没有被工厂磨掉光泽，眼睛里有期待，也有不安。他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火车在夜色中驶过俄罗斯的原野。统桢靠在硬木椅背上，半睡半醒。恍惚中，他梦见自己回到了吕宋。母亲站在宫门口，远远地望着他。他想走过去，但脚下的路越走越长，母亲的脸越来越模糊。

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了。车窗外，彼得堡的郊区开始出现——工厂的烟囱，灰色的棚屋，结了冰的排水沟。

到了。

普梯洛夫工厂区还是老样子。烟囱冒着黑烟，棚屋挤在一起，泥泞的路上走着疲惫的工人。统桢找到米哈伊尔住的那条巷子，敲了敲棚屋的门。

开门的是卡捷琳娜。她比半年前更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眶深陷。怀里抱着的孩子也瘦，细细的胳膊像两火柴棍。

看见统桢，卡捷琳娜愣了一下，然后眼眶红了。

“朱先生……”

“米哈伊尔呢？”

卡捷琳娜低下头。她的嘴唇在发抖。

“进来说吧。”她侧身让统桢进门。

棚屋里比去年更空了。桌子还是那张桌子，床还是那张床，但墙角堆着的几个破箱子不见了，大概是卖掉了。炉子里烧着几捡来的树枝，火很小，屋子里冷飕飕的。

统桢在树墩上坐下。卡捷琳娜抱着孩子坐在床沿上，低着头，好一会儿没说话。

“米哈伊尔出了什么事？”统桢问。他的声音很轻。

“去年十二月。”卡捷琳娜终于开口了，“厂里又克扣工钱。米哈伊尔和几个工人去找工头理论。工头说，爱不，不滚。米哈伊尔说，你把克扣的钱还给我们，我们就。工头叫了工厂的保安。打起来了。”

她停了一下。孩子在她怀里动了动，发出细细的哭声。她轻轻拍着孩子，继续往下说。

“米哈伊尔被保安按在地上打。其他人上去拉，也挨了打。后来警察来了。警察没抓工头，没抓保安，抓了米哈伊尔和另外三个人。”

“为什么？”

“说他们聚众闹事，破坏生产秩序。”卡捷琳娜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伏尔加河的冰面，“判了三年流放。西伯利亚。”

统桢的手在膝盖上握成了拳头。他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他被送到哪里去了。”卡捷琳娜说，“宣判以后，只让见了一面。他隔着铁栅栏跟我说，把孩子带好。别的什么都来不及说。”

“另外三个人呢？”

“都一样。流放。其中一个家里有四个孩子，最小的还在吃。”

统桢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灰色的棚屋，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雪。普梯洛夫工厂的烟囱在远处冒着黑烟，机器的轰鸣声隐隐传来，永不停歇。

“您现在怎么过？”他背对着卡捷琳娜问。

“给人洗衣裳。”卡捷琳娜说，“以前米哈伊尔在的时候，我也洗衣裳。现在还是洗衣裳。只是以前洗到半夜，他会在旁边坐着，帮我拧。现在我自己拧。”

统桢转过身。“识字课本还在吗？”

卡捷琳娜愣了一下。“在。”

她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破箱子，打开，里面是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衣服最下面，压着那本手抄的识字课本。封面已经磨破了，页角卷起来，上面有米哈伊尔歪歪扭扭的笔迹——字母，单词，后来是简单的句子。最后一页写着一句话，字迹潦草但用力：

“面包会有的。”

统桢看着那行字，喉头发紧。

“他把这本子当宝贝。”卡捷琳娜说，“每天下了工，累得眼睛都睁不开，还要描几个字。他说，等认全了字，要读您说的那本书。叫什么……资本什么的。”

“《资本论》。”

“对。他说，读了那本书，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受穷。”

统桢把识字课本合上，放回箱子里。

“卡捷琳娜，”他说，“我以后每个月给你寄钱。不多，但够你和孩子吃饭。”

卡捷琳娜抬起头，眼睛里含着泪，但没有流下来。

“朱先生，您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统桢没有回答。他看着箱子里那本破旧的识字课本，想起米哈伊尔第一次握住铅笔时笨拙的样子，想起他描完第一页字母时脸上那种不敢相信的笑容。

“因为米哈伊尔是我的同志。”他终于说，“因为他相信我说的那些话。因为他在那么累的子里，还愿意学写字，愿意相信读了书就能明白为什么。”

他蹲下来，与卡捷琳娜平视。

“把孩子养大。让他读书。这是米哈伊尔没做完的事。”

卡捷琳娜用力点了点头。

统桢离开棚屋时，天已经快黑了。他走在普梯洛夫工厂区的泥泞路上，身旁是灰扑扑的棚屋，头顶是冒着黑烟的烟囱。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和焦炭的气味。

他想起伊万，想起那个在火车上遇到的老农，想起卡捷琳娜，想起米哈伊尔写在识字课本上的那句话。

面包会有的。

是的。总有一天会有的。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有多少人要在黑暗里倒下？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不能停下来。

四月初，统桢回到辛比尔斯克。

伏尔加河的冰开始裂了。先是靠近岸边的冰层发出嘎嘎的响声，然后裂缝向河心延伸，像白色的蛛网在冰面上蔓延。河水从裂缝里涌上来，漫过冰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再过几天，整条河的冰都会崩裂，巨大的冰块互相碰撞着向下游漂去。那是伏尔加河春天最壮观的景象——流冰。

统桢把米哈伊尔的事告诉了伊利亚。伊利亚听完，沉默了很久。

“三年流放。”伊利亚最后说，“他可能回不来了。西伯利亚那种地方，流放犯的死亡率很高。”

“我知道。”

“您打算怎么办？”

“每个月给他家里寄钱。我在俄国的期间，一直寄。如果我离开俄国，想办法继续寄。”

伊利亚点点头。“我帮您找可靠的人转交。直接从彼得堡寄，可能会被警察注意。”

“谢谢您。”

伊利亚看着他。“朱先生，您来俄国快一年了。您看到的这些——工厂、农村、流放——您觉得，俄国还有希望吗？”

统桢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正在融化的雪。萨沙和沃洛佳在院子里，蹲在地上，不知道在观察什么。春天的阳光照在他们头发上，泛着金色的光泽。

“有。”他终于说。

“在哪里？”

统桢指了指窗外的两个孩子。

伊利亚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萨沙正用小木棍拨开积雪，露出下面刚冒头的草芽。沃洛佳蹲在旁边，认真地看着，然后伸出手，轻轻碰了碰那嫩绿的芽尖。

“他们就是希望。”统桢说。

四月十二，星期天。伏尔加河的冰彻底裂了。

统桢和乌里扬诺夫一家站在河岸上，看着流冰的奇观。巨大的冰块在河面上互相碰撞、挤压、碎裂，发出隆隆的巨响，像大地在咆哮。冰块有的白，有的透明，有的夹着泥沙发黄，在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顺流而下，浩浩荡荡。

沃洛佳站在最前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它们去哪里？”他问。

“去里海。”伊利亚说。

“里海以后呢？”

“蒸发，变成云，变成雨，落回大地，流回伏尔加河。”

沃洛佳点点头。他看着那些奔涌的冰块，忽然说：“它们现在被冻在一起，到了春天就分开了。但是分开以后，它们还是往同一个方向流。”

统桢低头看着他。

男孩继续说：“因为河床是固定的。不管冰块怎么撞、怎么碎，最后都要沿着河床流。”

他抬起头，看着统桢。

“人也一样。不管当官的怎么抓人、怎么流放，人总要往一个方向流。”

统桢沉默了很久。伏尔加河的流冰在他眼前浩浩荡荡地奔涌，冰块碰撞的巨响充满天地。

他伸出手，按了按沃洛佳的肩膀。

“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说。

沃洛佳没有回答。他转回头，继续看着那些奔涌的冰块，褐色的眼睛里映着四月的光。

五月的辛比尔斯克，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椴树开花了。满城都是椴树花的香气，甜丝丝的，从早到晚飘在空气里。伏尔加河的水位涨高了，河水是蓝绿色的，两岸的白桦林刚长出嫩叶，像一团团淡绿色的烟雾。田野里，冬麦已经返青，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风一吹像绸缎在抖动。

五月五，统桢收到了国内来的第二封信。

信是大哥宪守写的。

“五弟如晤：

母亲大人前信已达否？兄今补书一封，报家中近事。

父亲大人入春以来，体气渐衰。太医言，心肺俱弱，须静养。然父亲每仍批阅奏章，接见大臣，不肯少歇。兄劝之，父亲曰：‘天下事一不可废。’

兄知父亲心中所念者，五弟也。每食必问：统桢有信否？每得弟信，必反复阅读，置于枕畔。前得弟十一月书，父亲阅竟，默然良久，既而叹曰：‘此子志不在小。’

兄亦常思弟。忆弟幼时，兄抱弟于膝上，弟尚不能言。转眼弟已弱冠，远游异域，求索大道。兄在朝中，理庶政，夜观星象，往往思及弟所言之‘天下不公’。兄不如弟，不能弃爵远游，唯能在庙堂之上，尽力使海外明室，少一分不公，多一分清明。

家中私兵，已编入海防。弟之部属，皆念弟，问弟归期。兄答曰：五弟行大道，道成自归。

五弟，家中诸事勿念。父母安康，朝廷安稳。唯愿弟在外平安，学有所成。大道漫漫，徐徐行去，不必心急。

兄宪守字

光宪四十七年正月二十”

统桢把信看了好几遍。看到“父亲每食必问：统桢有信否”时，眼前模糊了。

他铺开信纸，给父亲写信。

“父亲大人膝下：

儿在俄已近一年。身体平安，学问进，请勿挂念。

一年来，儿足迹及于工厂农村，所见所闻，触目惊心。俄之工人，每劳作十数时辰，所得仅够果腹。俄之农民，虽获解放之名，仍受土地不足、赋税繁重之苦。其困顿之状，与儿幼时所读史书中‘饥民’二字，如出一辙。

然儿亦见希望。见有教师，以微薄之薪，在漏雨之室教贫童识字。见有工人，白劳作之后，夜挑油灯学写己名。见有农民，虽债台高筑，仍供儿读书。见有孩童，年方八岁，已问及天下不公之源。

儿始悟：天下变革，不在庙堂之上，而在亿兆黎庶之中。一人觉醒，则有一人之力；万人觉醒，则有万人之力。儿之所学，若不归于亿兆人之中，则书自书，我自我，于天下何益？

父亲昔年推行新政、行君主立宪，亦此意乎？以一人之明，启万人之智；以一姓之让，开万民之路。父亲之志，儿知之矣。

儿在俄尚需时。归期未定，然心系家中。父亲春秋已高，望善保圣躬，勿过劳神。儿在外，自当珍重。

儿统桢叩上

同治七年五月五”

写完信，他把信封好。窗外，五月的阳光照在院子里，萨沙和沃洛佳在椴树下玩。沃洛佳爬上了树，坐在树杈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萨沙在下面喊他下来，他不理，继续看书。

统桢把信放在桌上，走出房间。

院子里，椴树花的香气浓得化不开。他站在树下，仰头看着树杈上的男孩。

“沃洛佳。”

“嗯？”

“你在看什么书？”

沃洛佳把书翻过来给他看封面。是《怎么办？》。基巴利契奇送的那本。

“还在看这本？”

“第三遍了。”沃洛佳说，“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懂。但比第一遍懂多了。”

“什么地方不懂？”

沃洛佳翻到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这里。拉赫美托夫说，革命者必须放弃一切个人的幸福，把自己完全献给事业。我在想……”

“想什么？”

“为什么不能两样都要？”沃洛佳从树叶间探出头来，认真地看着统桢，“为什么不能既革命，又幸福？”

统桢靠在树上，仰头看着男孩。

“你觉得呢？”

沃洛佳想了一会儿。“我觉得应该可以。如果革命是为了让大家幸福，那革命者自己为什么不能幸福？如果革命者自己都不幸福，怎么让别人相信革命能带来幸福？”

统桢没有说话。阳光透过椴树叶，斑斑点点地落在男孩脸上。

“朱先生，您幸福吗？”

统桢被问住了。

他想了想。在吕宋的皇宫里，他什么都不缺，但他不幸福。在伦敦的大学里，他读了很多书，但他不幸福。在柏林的工人集会上，他找到了方向，但也不能算幸福。在辛比尔斯克这栋木屋里，和乌里扬诺夫一家挤在一起，吃着粗茶淡饭，每天记记、写信、思考——他好像比以前幸福一些。

“有时候幸福。”他诚实地说，“不是一直幸福。”

沃洛佳点点头，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那就够了。”他说，“一直幸福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幸福，就很好。”

他低下头继续看书。统桢站在树下，看着斑驳的光在男孩身上晃动。院子里飘着椴树花的香气，伏尔加河在远处流淌。

六月，统桢在辛比尔斯克已经住满了一年。

一年前，他下了火车，提着行李箱走进这座山城。一年后，他已经把这里当作了半个家。他知道哪条巷子的面包最好吃，知道伏尔加河哪个季节的鱼最肥，知道乌里扬诺夫家每个人的脾气和习惯。

六月十五，他决定离开辛比尔斯克。

不是永远离开。他还要去喀山、去莫斯科、去基辅、去敖德萨。他要把俄国的主要城市都走一遍，看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他答应过自己，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俄国。

临走前的晚上，玛丽亚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晚饭。红菜汤、烤鸡、腌蘑菇、蜂蜜蛋糕——她把家里能拿出来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

饭桌上，大家话都很少。安娜低着头拨弄盘子里的食物。萨沙一反常态地安静。沃洛佳像往常一样专注地吃着，但吃得很慢。

吃完饭，伊利亚从书房里拿出一本书，递给统桢。

“这是给您的。”

统桢接过。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已经旧了，边角磨圆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伊利亚说，“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遍。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在普加乔夫起义的年代，怎么在忠诚和正义之间做选择。”

统桢翻开扉页。上面有伊利亚手写的题字：

“给朱统桢先生：愿您在俄国找到您要找的东西。伊·乌里扬诺夫。1868年6月15。”

“谢谢您。”统桢说。他把书小心地收好。

晚上，统桢收拾行李。有人敲门。

“请进。”

门开了一条缝，沃洛佳探进头来。

“能进来吗？”

“进来吧。”

沃洛佳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是一枚国际象棋的棋子——王。

“这是给您的。”他把王递给统桢。

统桢接过。是一枚木雕的棋子，手工削的，表面打磨得很光滑。王冠的十字架有一点歪，底座也不太圆，但能看出来做得很用心。

“你做的？”

“嗯。用爸爸削木头的刀做的。”沃洛佳说，“做了一个月。第一个不好，第二个也不好，这是第三个。”

统桢看着手里的木王。椴木的，带着淡淡的木纹，握在手里温润而轻。

“为什么送我王？”

沃洛佳想了想。“因为您说过，您不想做亲王。但您在做比亲王更重要的事。”

统桢沉默了一会儿。他把木王放进口袋，贴着口。

“沃洛佳。”

“嗯？”

“你将来想做什么，还记得吗？”

“记得。我想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沃洛佳看着统桢。煤油灯的光映在他褐色的眼睛里，安静而坚定。

“然后去改变它。”

统桢蹲下来，与男孩平视。

“你会做到的。”

沃洛佳伸出手。统桢握住。男孩的手很小，但握得很紧。

第二天一早，统桢提着行李箱走出乌里扬诺夫家的院门。

伊利亚、玛丽亚、安娜、萨沙都站在门口送他。沃洛佳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本书——不是《怎么办？》，是一本识字课本。统桢看了一眼，认出那是他自己编的、教米哈伊尔用的那本的副本。

“我照着抄了一本。”沃洛佳说，“您不在的时候，我自己学。您回来的时候，我全部学会。”

统桢蹲下来，抱了抱他。男孩的身体瘦小而结实，像一棵还没长大的椴树。

“我回来检查。”统桢说。

“好。”

统桢站起来，向乌里扬诺夫一家深深鞠了一躬。

“这一年，多谢你们。”

伊利亚握住他的手。“是我们该谢您。”

统桢提起行李箱，转身沿着莫斯科大街往下走。辛比尔斯克的早晨，空气清冽，椴树花还在开，伏尔加河在远处闪着光。

他走了一段路，回头望了一眼。

那栋淡绿色的木楼门口，还站着几个人影。最前面那个小小的身影，正踮着脚，朝他挥手。

统桢挥了挥手，然后转回头，继续向前走去。

他要去喀山，去莫斯科，去基辅，去敖德萨。他还要去更多的地方，见更多的人。

他口袋里装着一枚木雕的棋王，行李里放着一本《上尉的女儿》，心里装着这一年的所有记忆。

火车站在山脚下。汽笛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