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比尔斯克到喀山的船，要走两天一夜。
统桢乘坐的是一艘明轮船，名叫“伏尔加人号”。船身漆成白色，有两个巨大的明轮装在船舷两侧，开动时轮叶拍打水面，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泡沫飞溅。船尾拖着一道长长的烟柱，从烧木柴的锅炉里冒出来，灰白色的，在河面上久久不散。
统桢买的是三等舱的票。三等舱在船的最底层，没有舷窗，只有几个通气的圆孔。舱里挤着二三十个人——有去喀山贩货的小商人，有背着包袱找活的农民，有带着孩子去投奔亲戚的妇人，还有几个穿着旧军装的退伍兵。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廉价烟草味和木柴燃烧的气味。统桢找了一个靠舱壁的位置，把行李箱垫在下面当枕头，半躺半坐着。
船离开辛比尔斯克码头时，他透过通气的圆孔往外看。岸上的房屋越来越小，山城渐渐变成山坡上的一片淡绿色和灰色相间的斑点。乌里扬诺夫家的木楼看不见了。椴树看不见了。只有伏尔加河的河水，蓝绿色的，在六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收回目光，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木雕的棋王。
椴木的，带着淡淡的木纹。王冠的十字架有一点歪，底座也不太圆，但握在手里很舒服。他想起沃洛佳说的话：“做了一个月。第一个不好，第二个也不好，这是第三个。”
一个八岁的孩子，花一个月时间，用一把削木头的刀，一刀一刀地刻出这枚棋子。刻坏了两次，重来。第三次，成了。
统桢把棋王放回口袋，贴着口。
船上的第一个夜晚，统桢几乎没有睡。不是因为舱里太吵——虽然确实很吵，有打鼾的，有说梦话的，有婴儿哭的——是因为他在想事情。
他想起一年前刚到辛比尔斯克时的自己。那时他刚离开彼得堡，对俄国的农村一无所知。现在他知道了一俄亩地能打多少普特粮食，知道赎金怎么计算，知道乡村教师的薪水是多少，知道农民的孩子为什么不上学。他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但他也知道，他知道的还不够。
米哈伊尔的脸一直在他脑海里。那张瘦削的、颧骨突出的脸，第一次握住铅笔时笨拙的手，描完第一页字母时不敢相信的笑容。识字课本最后一页那行歪歪扭扭的字：“面包会有的。”
米哈伊尔现在在哪里？西伯利亚的某个地方。在伐木，还是在采矿？有没有足够的食物抵御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他的肺病有没有加重？
统桢不知道。他只知道，米哈伊尔被判了三年流放，罪名是“聚众闹事，破坏生产秩序”。真实的原因是他要求工头把克扣的工钱还给工人。
统桢在黑夜里睁着眼睛，听着伏尔加河的河水拍打船舷。
第二天下午，船靠岸了。
喀山是一座比辛比尔斯克大得多的城市。码头上一片繁忙景象——搬运工扛着麻袋来来往往，小贩扯着嗓子叫卖格瓦斯和熏鱼，马车夫挤在出口处揽客，各种口音的俄语混成一片嘈杂的声浪。码头的石阶上坐着几个乞丐，有的缺了腿，有的瞎了眼，面前摆着破碗。
统桢提着行李箱走上码头。一个车夫迎上来，殷勤地问：“先生，去哪儿？”
“帮我找一家净的旅馆。不要太贵。”
车夫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东方人，穿着不差，但行李简单。他点点头，接过行李箱，领统桢上了马车。
马车穿过喀山的街道。喀山比辛比尔斯克热闹得多，街上人来人往，有俄罗斯人，也有鞑靼人——戴着小圆帽、穿着长袍的鞑靼男人，包着花头巾的鞑靼女人。寺的尖塔和东正教堂的洋葱顶在城市的天空并立。空气里有一种东方香料的气味，混合着烤羊肉的油烟和伏尔加河的水腥气。
车夫把统桢送到一家叫“喀山大院”的旅馆。旅馆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是一栋两层石砌建筑，墙面上爬满了常春藤。老板是一个胖胖的鞑靼人，会说俄语，见来了个东方人，好奇地多看了两眼，但没有多问。
统桢租了一个单间。房间在二楼，窗户对着院子，可以看见院子里有一棵老苹果树，树上结着青色的果子。他把行李放下，洗了把脸，然后下楼打听喀山大学的方向。
他来喀山，主要目的是看喀山大学。
喀山大学是俄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仅次于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伊利亚告诉过他，喀山大学曾经是俄国东方学的中心，研究、波斯、突厥、蒙古的学者云集于此。但1860年代以后，政府对大学的控制越来越严，许多进步教授被解职或流放，东方学也衰落了。伊利亚建议他去看看大学的图书馆，说那里收藏着丰富的东方手稿，也许对他的研究有帮助。
统桢沿着喀山的主街——沃斯克列先斯卡亚大街——往大学走去。大街两旁是整齐的石砌建筑，有商店、银行、药房、咖啡馆，比辛比尔斯克的莫斯科大街气派得多。街上走着各式各样的人：穿着欧式西装的绅士，穿着鞑靼长袍的商人，包着头巾的农妇，制服笔挺的军官，捧着书本的大学生。
喀山大学的主楼是一栋白色的古典主义建筑，正面有六高大的圆柱，山墙上刻着帝国的双头鹰徽。楼前是一片宽阔的广场，铺着鹅卵石，中央立着杰尔查文的铜像——这位俄国诗人曾经是喀山省的省长。
统桢走进主楼。走廊里弥漫着旧书和地板蜡的气味，和彼得堡大学如出一辙。墙上挂着历任校长和著名教授的肖像，一个个神情严肃。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走过，有的夹着书本匆匆赶路，有的站在走廊里激烈地争论着什么。
统桢找到图书馆。推开门，一股旧纸和皮革装帧的气味扑面而来。图书馆很大，高高的天花板，一排排橡木书架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书。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光柱里飘浮着细小的灰尘。
管理员是一个戴眼镜的老人，坐在入口处的木桌后面。他抬头看了统一桢一眼，目光在他东方面孔上停留了一瞬。
“我想查阅东方学的手稿收藏。”统桢说。
“你是学生？”
“访问学者。从中国来的。”
老人的眉毛抬了一下。“中国？远道而来啊。有介绍信吗？”
统桢把伊利亚帮他写的介绍信递过去。伊利亚在信中说统桢是“研究俄国教育制度的中国学者”，信纸上盖着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总监的印章。老人看了看，点点头，从抽屉里取出一把铜钥匙。
“手稿收藏室在二楼东侧。跟我来。”
他领着统桢上了二楼，打开一扇厚重的橡木门。房间里摆着几个玻璃门的书柜，里面存放着手抄本和古籍。空气里有一股樟脑和旧羊皮纸的气味。
“蒙文、满文、文、波斯文的抄本都在这里。”老人指了指几个书柜，“突厥文的那边。你慢慢看。手稿不能带走，可以在桌上阅览。”
统桢道了谢。老人离开后，他一个人站在手稿收藏室里，环顾四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玻璃书柜上，折射出淡淡的金光。他打开一个标着“满文”的柜子，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几十本线装抄本，封面上写着满文和汉文的标题。《大清会典》《八旗通志》《西域同文志》——这些书他在国内都没见过，如今在伏尔加河畔的喀山见到了。
他在收藏室里待了一整个下午。不是研究，是翻阅。他想知道这座远离中国的图书馆里收藏着什么。有康熙年间的手抄《圣祖实录》，有乾隆御制的《十全记》满文译本，有蒙古文的《格斯尔汗传》，有文的《天方典礼》，有波斯文的细密画手稿。每一本书都曾经属于某个人，经过无数人的手，漂洋过海，最后静静地躺在这间屋子里。
傍晚，他离开图书馆。走出主楼时，天色已近黄昏。广场上，几个大学生坐在杰尔查文铜像的基座旁边，正在争论着什么。其中一个声音特别大，挥着手臂，语气激昂。
统桢走近了一些。
“……我告诉你们，赫尔岑说得对！俄国不需要资本主义，不需要工厂和无产阶级。俄国的希望在农村，在村社！村社是天然的社会主义细胞，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说话的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旧大学生制服的青年，大约二十三四岁。
“可是你睁开眼睛看看，”另一个学生反驳，“村社正在瓦解。富农把穷农的地都兼并了，穷农跑进城里当工人。这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
“那是因为政府破坏了村社！斯托雷平那种人——”
“斯托雷平还没当权呢！”有人话。
“不管谁当权，都是一样！1861年的改革就是一场骗局，把农民从地主的农奴变成了国家的农奴——”
长发青年的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住了。他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统桢。
广场上安静了一瞬。几个大学生齐齐看向这个东方人。
统桢微微点头致意，准备离开。
“等等。”长发青年叫住他，“你是中国人？”
“是。”
“你在喀山大学读书？”
“访问。来看看图书馆。”
长发青年打量着他。他的眼睛很亮，里面有一种统桢熟悉的东西——那种想要改变世界的年轻人眼睛里都有的东西。
“我叫尼古拉·费多谢耶夫。”长发青年说，“你叫什么？”
“费奥多尔·朱·周斯基。”
“朱——周斯基。”费多谢耶夫重复了一遍这个奇怪的名字，忽然用生硬的发音说了一句，“你是中国人？还是——”
“中国人。”统桢用俄语确认。
费多谢耶夫点点头。“你对我们刚才争论的话题感兴趣？”
“我听见了。村社，资本主义，1861年改革。”
“你怎么看？”
统桢想了想。“我刚从辛比尔斯克来。在那里，我去了几十个村子。我看到的情况是，村社确实还存在，但已经千疮百孔。富农放贷，穷农欠债，土地在悄悄集中。年轻人不愿意种地，往城里跑。你说的对，1861年改革是一场骗局。但你寄希望于村社——我在农村看到的村社，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天然的社会主义细胞’。它是农民脖子上的另一条绳索。”
费多谢耶夫的脸色变了。旁边的几个学生也露出了复杂的表情——有人惊讶，有人不满，有人若有所思。
“你说村社是绳索？”费多谢耶夫的声音提高了，“你一个外国人，在俄国待了几天，就敢否定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我不是否定他们。”统桢平静地说，“我是说，书上的村社和真实的村社不一样。赫尔岑写《警钟》的时候，人在伦敦。他看到的村社，是他记忆中的、理想化的村社。你去乌斯宾斯科耶看看，去辛比尔斯克省随便哪个村子看看，和那里的农民住一个月，你会发现，他们最想要的不是保住村社，是保住肚子。”
广场上又安静了。费多谢耶夫盯着统桢，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出话来。
一个一直没开口的学生忽然出声了。他戴着夹鼻眼镜，面容清瘦，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朱先生，你说你在辛比尔斯克的农村待过。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问。”
“你在农村看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统桢想了想。
“农民没有土地，地主有土地。农民种地，地主收租。农民欠债，地主放贷。农民挨饿，地主卖粮。一句话：有人活，有人收钱。”
夹鼻眼镜的学生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费多谢耶夫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说的，和马克思说的差不多。”
“我读过马克思。”
“我也是。”费多谢耶夫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我还是认为，俄国可以走另一条路。西欧的资本主义太残酷了。英国工人过的什么子，我们都知道。难道俄国也要走一遍那条路？”
“也许不需要。”统桢说，“但避开那条路的方法，不是抱住一个正在瓦解的村社不放。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把农民完全吞掉之前，把他们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
统桢没有回答。他自己也还在寻找答案。
天色完全暗下来了。广场上的路灯亮起，昏黄的光照着杰尔查文的铜像。费多谢耶夫看了看天色，说：“朱先生，你会在喀山待多久？”
“还不确定。至少一两个月。”
“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每周四晚上，在大学后面的格鲁津斯卡亚街，门牌二十三号。我们读马克思，也读赫尔岑，什么都读。”
统桢想了想。“好。”
费多谢耶夫伸出手。统桢握住。他的手很有力，握得很紧。
“朱——周斯基同志。”费多谢耶夫说，“欢迎来喀山。”
七月四，星期四。统桢找到了格鲁津斯卡亚街二十三号。
这是一栋不起眼的木屋，藏在大学后面一条窄巷的尽头。巷子里堆着杂物，墙长着荨麻。统桢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戴夹鼻眼镜的青年——就是那天在广场上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的那个人。
“朱先生，你来了。”他侧身让统桢进门，“我叫弗拉基米尔·克鲁格洛夫，数学系的学生。”
屋子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大学生，有一个中学教员，还有一个书店店员。费多谢耶夫坐在窗边，看见统桢，点了点头。统桢找了个角落坐下。
读书会讨论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费多谢耶夫念了一段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话，然后让大家讨论。
讨论很热烈。有人说这段话是理解历史的关键，有人说马克思太强调经济因素、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费多谢耶夫和克鲁格洛夫争论起来——费多谢耶夫坚持认为俄国可以通过村社绕过资本主义，克鲁格洛夫则认为村社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在瓦解的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利益。
统桢静静地听着。他没有急着发言。这些人读的书比他预想的多，争论的层次也比他预想的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们几乎都没有真正接触过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知识来自书本，争论也停留在书本上。他们争论村社应该不应该保存，但没有人能说清楚村社里的农民自己是怎么想的。
讨论进行到一半，门忽然被敲响了。不是普通的敲门，是急促的、重重的三下。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克鲁格洛夫迅速站起来，走到窗边，掀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然后他松了口气。
“是伊万。”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工人服装，满身油污，脸上有一道新添的伤口，还渗着血珠。
“伊万！你怎么了？”费多谢耶夫站起来。
叫伊万的年轻人喘着气，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血。“工厂出事了。阿列克谢被工头打了。”
“为什么？”
“他今天迟到了十分钟。工头说他偷懒，扣他三天工钱。阿列克谢说了一句‘十分钟扣三天，你们这是抢’，工头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又踢了好几脚。我去拉，也挨了一下。”
伊万摸了摸脸上的伤口，手指沾了血，他看了看，在裤子上擦掉。
“阿列克谢现在呢？”克鲁格洛夫问。
“还在工厂里。工头把他关在库房里，说要关一夜，明天送警察局。说他‘攻击管理人员’。”
屋子里一片沉默。然后费多谢耶夫猛地一拍桌子。“我们不能坐着不管！”
“怎么管？”那个中学教员问。
“去工厂！把阿列克谢要回来！”
“怎么要？我们这几个人，工厂有保安，有警察——”
“那就看着他被关一夜？明天被送到警察局？”
统桢开口了。“工厂有多少工人？”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
伊万看着他，显然不知道这个东方人是谁。费多谢耶夫说：“这位是朱同志，从中国来的。”
伊万点点头，回答说：“阿列克谢那个车间有四十多人。”
“他们知道阿列克谢被关了吗？”
“知道。”
“他们什么反应？”
伊万想了想。“有人气愤，有人害怕，大多数人低着头活，不敢吭声。”
统桢转向费多谢耶夫。“你说去工厂把阿列克谢要回来。你打算怎么要？我们这几个人冲进去，和保安打一架？打得过吗？就算打赢了，把阿列克谢抢出来了，然后呢？阿列克谢丢了工作，我们被抓进警察局。这叫解决问题？”
费多谢耶夫的脸涨得通红。“那你说怎么办？”
统桢没有立刻回答。他问伊万：“阿列克谢在工人中人缘怎么样？”
“很好。他是老工人了，技术好，人公道。大家有事都找他。”
“车间里最信服他的有几个人？”
伊万想了想。“总有七八个。”
“你现在回去，不要声张。找到那七八个人，一个一个悄悄说：阿列克谢因为十分钟被关起来了，明天要送警察局。问他们，愿不愿意明天早晨一起去找厂主，要求放人。”
“找厂主？厂主会理我们？”
“一个人去，厂主不会理。七八个人一起去，他就要掂量掂量。如果四十多个人一起去呢？”
伊万想了想，眼睛亮了。“你是说……”
“不要打架。不要喊口号。就是站在那里，说：把阿列克谢放了，把扣的工钱还给他。如果不放，四十多个人都不活。机器停一个小时，厂主损失多少钱？他会算账。”
费多谢耶夫皱起眉头。“这不是工联主义吗？这是经济斗争，不是政治斗争。”
“阿列克谢被关在库房里。先把他弄出来。”统桢说，“政治斗争也好，经济斗争也好，连一个人都救不出来，还谈什么改变世界？”
费多谢耶夫沉默了。
克鲁格洛夫推了推夹鼻眼镜，说：“朱同志说得对。先把人救出来。”
伊万用力点了点头。“我现在就回去。”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着统桢。“朱同志，谢谢你。”
统桢点点头。伊万拉开门，消失在夜色中。
读书会没有继续下去。大家沉默着，各自想着心事。煤油灯的火苗微微跳动，在墙壁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第二天傍晚，伊万又来了。这次他的脸上没有血，眼睛亮着。
“放出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早晨我们十二个人一起去找厂主。一开始他还凶，说我们聚众闹事。我们就站在那里，不说话，也不走。后来车间里其他人也来了，三十多个人，站在办公楼外面。厂主怕了，把阿列克谢放了，扣的工钱也答应补发。”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朱同志说的办法，管用。”
费多谢耶夫没有说话。他看着统桢，目光里有复杂的情绪——有敬佩，也有一丝不甘。
统桢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在想，阿列克谢放出来了，扣的工钱补发了。但明天呢？后天呢？工头还是会找别的借口克扣工钱，还是会。三十多个人站在一起，能让厂主退一步。但如果能把这三十多个人真正组织起来——不是一次临时聚集，而是有章程、有联络、有准备的组织——厂主就不敢随便欺负任何一个人。
但这是非法的。在俄国，任何工人组织都是非法的。
合法还是非法？等待法律改变，还是不管法律先做起来？涅恰耶夫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密谋、刺、用恐怖对抗恐怖。费多谢耶夫选择了在书本里寻找俄国特殊道路。伊利亚选择了在体制内尽可能做有益的事，哪怕只是一点一滴。
统桢不知道哪条路是对的。也许每条路都有对的地方，也都有不够的地方。他还在寻找。
七月的喀山，伏尔加河的河水涨到了最高位。统桢每天去大学图书馆看东方手稿，每周四参加费多谢耶夫的读书会。他和克鲁格洛夫成了朋友——这个戴夹鼻眼镜的数学系学生，说话慢条斯理，但想问题很深。统桢发现，克鲁格洛夫是所有参加读书会的人里最不急于下结论的一个。他总是在提问，在追问，在要求更精确的定义和更可靠的证据。
“因为我是学数学的。”克鲁格洛夫说，“数学里，一个命题要么被证明，要么没有被证明。没有被证明之前，它就是未知。我对待所有问题都是这样。”
统桢问他对村社问题的看法。
“我不知道。”克鲁格洛夫坦率地说，“我去过几次农村，看过一些村子。但我看到的不够多，不敢下结论。费多谢耶夫说村社是俄国绕过资本主义的希望——他的证据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那些著作我看过，逻辑是自洽的，但逻辑自洽不等于符合事实。我需要更多的事实。”
“你打算怎么获得更多的事实？”
克鲁格洛夫沉默了一会儿。“我有时候想，也许应该离开大学，到农村去住几年。不是去考察几天，是真正住在那里，像农民一样生活。但我又放不下数学。”
统桢看着他。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种罕见的东西——诚实。对自己诚实，对问题诚实。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假装知道。
“你将来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统桢说。
克鲁格洛夫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现在争论的很多问题，也许本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只有到农民和工人中间去才能发现。”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统桢一个人走到伏尔加河边。
河水在七月骄阳下闪闪发光，宽阔得几乎看不到对岸。河面上有轮船、驳船、渔船，白帆点点。岸边有洗衣服的妇人、钓鱼的老人、光着屁股在水里扑腾的孩子。
他沿着河岸走了很久。河风吹过来，带着水和泥土的气息。他想起辛比尔斯克的伏尔加河，想起沃洛佳站在河岸上看流冰时说的话：“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但下面在动。”
他蹲下身，把手伸进河水里。七月的伏尔加河水是温的，裹着泥沙从指缝间流过，有一种沉甸甸的质感。
这条河从北向南流淌了几千年。它见过维京人的长船，见过蒙古人的铁骑，见过伊凡雷帝的军队，见过拉辛和普加乔夫的起义。现在它流淌在沙皇的帝国里，两岸是工厂、农村、教堂、监狱。它见过一切，沉默地流淌着，把一切都带向里海。
统桢收回手，站起来。他口袋里装着那枚木雕的棋王。沃洛佳刻的。
他决定在喀山再待一个月。然后去下诺夫哥罗德，去莫斯科，去更远的地方。
八月中旬，统桢在喀山的读书会上遇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雷雨将至，空气里充满了湿和压抑。读书会在格鲁津斯卡亚街的木屋里照常进行。今天讨论的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费多谢耶夫念了一段关于曼彻斯特工人区的描写，让大家讨论。
门开了，进来一个陌生人。
他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留着修剪整齐的胡须，穿着一件旧但净的深色外套。面容清癯，眼睛深陷，目光沉稳而锐利。他进门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读书会经常有新人加入，大家习以为常。
但统桢注意到，费多谢耶夫看见这个人时，表情微微一变。是一种混合了尊敬和紧张的表情。
陌生人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安静地听着。讨论继续进行，有人讲曼彻斯特的卫生状况，有人讲英国工厂法的演变，有人讲恩格斯的方法论。陌生人一直没有说话。
讨论快结束时，费多谢耶夫忽然转向他：“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您有什么看法？”
陌生人——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每个字都说得很稳。
“恩格斯这本书写于1845年，二十多年前了。二十多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善。工厂法扩大了适用范围，工会取得了合法地位，一部分熟练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有些人因此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正在自动改善，不需要革命了。”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人。
“这些人没看到的是：第一，英国工人状况的改善，是以英国对全世界的剥削为基础的。印度、中国、爱尔兰——这些地方的人民比曼彻斯特的工人更穷、更苦。第二，即使在英国，非熟练工人的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善。恩格斯描写的贫民窟，现在还在，里面住着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第三，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1847年、1857年、1866年——每隔十年左右就来一次。每次危机，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之前积累的一点改善全部归零。这不是自动改善，是在波浪里起伏。波浪的谷底越来越深。”
屋子里安静下来。统桢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
这个人说的每一个字，都打在要害上。
费多谢耶夫问：“那您认为，俄国应该走什么道路？”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读过民粹派的著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俄国能不能绕过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对待，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我认为，绕过资本主义的前提是，你要有一个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民粹派说这个基础是村社。但村社本身正在被资本主义瓦解。你一边想绕过资本主义，一边你脚下的地基正在被资本主义挖空。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
他继续说：“唯一的办法，不是在书斋里设想一条特殊道路，是到现实中去。到农村去，看看村社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到工厂去，看看那些从农村跑出来的农民变成了什么样的工人。在搞清楚现实之前，任何道路都是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