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喂？”刘念妈妈的声音比昨天更哑了，像砂纸磨过玻璃。十二天了。一个母亲在没有女儿消息的情况下撑过十二天，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而她不知道还要撑多久。

“阿姨，是我，林砚。我今天去找了方正明。”

“他怎么说？”声音里那一丝裂开的东西又变大了，像是在一条快要断的绳子上面又加了一块石头。

“他说他看见一个男人在公园里跟刘念说话。深色棒球帽，深色T恤，一米七几，不胖。刘念跟着他往公园后门方向走了。时间是下午四点左右。”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像有人在跑，又像有人在哭。然后刘念妈妈的声音响起来，不是对他说的，是对身边人说的：“老王，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有人看见了，有人看见了！”

林砚握着手机，站在烈下，额头上的汗顺着鼻梁往下淌。他没有擦。他等着电话那头的风暴慢慢平息。

“小林，”刘念妈妈的声音回来了，比刚才更紧了，像一被拧到极限的琴弦，“警察说他们查过公园后门的监控，没看到刘念。”

“后门那条街的监控有几家？”

“什么？”

“公园后门那条街，两边都是商铺。那些商铺自己装的监控，警察查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刘念妈妈的声音变得不一样了——不再是绝望的、等待救援的，而是一种正在从受害者变成行动者的、带着微弱但真实的力量感的声音。

“我去问。我现在就去问。”

“别自己一个人去。”林砚说，“叫上您丈夫，或者叫上警察。您现在的状态不适合一个人跑这些事情。”

“我等不了警察了。他们已经很努力了，但我不想再等了。”刘念妈妈说到这里，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小林，你不知道，每过一个小时，我女儿回来的希望就小一点。我不能坐着等了。”

林砚闭上眼睛。阳光透过眼皮，变成一片橘红色。他能听见电话那头刘念妈妈在跟丈夫说话，收拾东西，拿钥匙，关门。那些声音很急促，很碎，但有一种东西贯穿其中——不是慌乱，是一个人被到绝路上之后，反而变得异常清醒的那种冷静。

“阿姨，”林砚说，“我跟您一起去。”

他说完这句话，自己都愣了一下。他今天应该回去睡觉。他已经连续值了五天夜班，今天本来应该在出租屋里躺到下午六点，然后去便利店接班。他现在的状态——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打了两拳，脑子像灌了浆糊一样转不动，站在太阳底下都能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在发烫。但他不能去睡觉。

因为有一个七岁的女孩，正在他不知道的地方，等着有人来找她。

林砚在路边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了二十分钟，到了公园后门那条街。他到的时候，刘念妈妈和她丈夫已经在了。刘念妈妈姓陈，叫陈秀兰，三十八岁，看起来像五十岁。她的头发乱糟糟的，没有梳，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嘴唇上全是裂的死皮。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T恤和一条运动裤，脚上是一双沾满泥的运动鞋——可能是之前去公园里找刘念的时候沾上的，十二天没洗。

她丈夫姓王，叫王建国，四十岁出头，比妻子高一个头，但站着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他的眼睛不是肿的，是红的，像被火烧过的铁——不是哭的，是不敢哭憋的。林砚注意到他的手一直在口袋里，手背上青筋暴起，像握着一把看不见的刀。

“小林。”陈秀兰看见他，快步走过来。她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像是随时要往前倒，但每次都稳住了。林砚后来想，那是因为她必须稳住。她不能倒。她倒了，她女儿就真的没人找了。

“我们先从路口那家水果店开始。”林砚说，“它的监控应该能照到整条街。”

水果店的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吴，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肚子很大，把围裙撑得鼓鼓囊囊的。陈秀兰一进店就开始哭，不是嚎啕大哭，是眼泪无声地往下掉，掉在水果摊上，掉在苹果上，掉在梨上。吴老板看见她哭，脸上的表情变了——从生意人的客气变成了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苦难时的不知所措。

“我，我能帮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想看您店里的监控，七月二十八号下午的。”林砚说。

“二十八号？这都过去十二天了，监控早没了。我这个监控只能存七天。”

陈秀兰的眼泪掉得更凶了。她没有出声，但她的肩膀在抖，整个人像一片在风里快要被撕碎的叶子。王建国伸出手，想拍拍她的肩膀，但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他甚至不知道怎么碰她，因为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个失踪的女儿。

林砚没有放弃。“您有没有注意到，七月二十八号下午，有一个戴深色棒球帽的男人从您店门口经过？一米七几，不胖，穿深色T恤。”

吴老板想了想，摇了摇头。“每天经过这条街的人太多了，记不住。”

“那您店门口这条街上，还有哪家店装了监控？必须是能存很多天的那种。”

吴老板想了想，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对面那家药店，他们的监控连的是云存储，能存一个月。”

陈秀兰和王建国几乎是跑着出去的。林砚跟着他们，走进街对面的药店。药店里冷气开得很足，一进门就被冻了一下。店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头发染成粉色，扎着两个小揪揪，看起来很不好惹。但陈秀兰走进来的时候，那个姑娘的表情瞬间变了——她和吴老板一样，面对一个丢了孩子的母亲，所有的防备都在一瞬间放下了。有些苦难太大，大到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帮不上忙，但所有人都会忍不住想帮一下。

“姐，您怎么了？”姑娘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我们要看监控。”王建国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大，吓了姑娘一跳。那不是凶，是一个父亲快要把自己憋疯之后，终于找到了一能抓住的绳子时的那种音量。

“看……看哪天的？”

“七月二十八号，下午三点到五点。”

姑娘把他们带到后面的办公室里，打开电脑，登录了监控系统。她的手在鼠标上点了几下，挂壁电视上出现了七月二十八号下午的画面。时间轴在快速地后退——从今天、到昨天、到前天、一周前、十天前——最后停在七月二十八号下午三点。

画面是黑白的，没有声音。街道上的人在无声地走来走去，像一场被按了静音的电影。陈秀兰站在电视前面，双手捂着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三点零三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走过。三点零七分，一个外卖骑手停在药店门口，进去取了药，很快出来。三点十二分，一个遛狗的老人经过，狗在电线杆上撒了尿。

三点二十一分。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男人。深色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见脸。深色T恤，深色短裤，运动鞋。一米七几，不胖。他走路的速度不快不慢，从画面左边走向右边，经过药店的门口，没有停留，一直走到画面之外。

林砚盯着那个背影，手指在裤子两侧攥紧了。

“倒回去。”他说。

姑娘把进度条往回拖了几秒。画面定格在那个男人经过药店门口的瞬间。林砚凑近了屏幕。那个人的脸被帽檐遮住了大半，只能看见下巴和嘴唇。下巴的线条很清楚，像是经常刮胡子的人。嘴唇抿着，表情看不清楚。

“能放大吗？”王建国问。

姑娘试了试，放大了，画面变得模糊了，像素变成一个个方块。那个人的脸化作一团马赛克，什么都看不清。

“把四点左右的那段再放一下。”林砚说。

进度条继续往前走。三点五十三分，一个送快递的三轮车停了一下，又开走了。四点零一分，那个男人回来了——从画面右边往左边走，这一次他走得更快了一些，肩膀微微前倾，像是在赶路。他的身边没有刘念。

林砚把进度条退了回去，又放了一遍。四点零一分，男人从右边出现，走向左边。没有刘念。

“四点之前的那段，再放一遍。”林砚说。

三点二十一分，男人第一次出现，从左边走向右边。三点五十八分，男人再次出现，从左边走向右边，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四点零一分，男人从右边走向左边，手里的塑料袋不见了，身边没有刘念。

林砚把时间线在脑子里画了一遍。三点二十一分，男人从东向西走。三点五十八分，男人从东向西走，手里有一个塑料袋。四点零一分，男人从西向东走，塑料袋没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这个时间段里，男人走到了这条街的某个地方，拿了塑料袋里的东西，然后原路返回。塑料袋不见了，可能是在半路扔了，也可能是在某个地方——比如车里、家里——放下了。三点五十八分到四点零一分之间只有三分钟。三分钟能走多远？走不了太远。那辆车、那个家，一定在这条街附近。

“这条街往西走，是什么地方？”林砚问。

姑娘想了想：“一个巷子，里面是老居民区，有很多出租屋。”

林砚转向陈秀兰和王建国。“叔叔阿姨，我现在要去做一件事。你们回去等消息。”

“你要去哪里？”陈秀兰抓住他的胳膊。她的手很烫，像发烧一样。

“我去那个巷子里看看。”

“我们跟你一起去。”

“不行。”林砚的声音不大，但很确定，“那个人如果还在附近，他看见你们——尤其是看见阿姨——会警觉。你们去报警，把这段监控视频给警察。告诉他们，有一个戴深色棒球帽的男人在抢孩子的时间段出现在公园后门这条街上，行迹可疑。让他们查这个人的来路和去向。”

陈秀兰看着他，嘴唇在抖。她想说“你一定要找到她”，但她没有说。因为她知道，这句话太重了，重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承受。她最后说的是：“小林，你小心点。”

林砚点了点头，推门走出了药店。

热浪扑面而来。八月的下午，太阳把整条街晒得像一条烤箱，地面上的沥青泛着油光，空气里有一股柏油被烤化了的味道。他站在人行道上，往西看了一眼。

那条巷子比他想的还要旧。巷口有一个修自行车的铺子，地上散落着轮胎、链条、打气筒，铺子的招牌是用毛笔写在纸板上的，字迹已经被雨水冲得模糊了。往里走，两边是老旧的平房和几栋三四层高的自建房，墙面上爬满了爬墙虎，有些窗户碎了，用报纸糊着。

林砚走得很慢。

这条巷子不宽，只能容一辆小轿车勉强通过。路面坑坑洼洼，有些地方积着发黑的水。电线在头顶上横七竖八地拉着，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把整条巷子罩在里面。空气里有股湿的、发霉的味道，混着不知道哪家飘出来的炒菜油烟味。

林砚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因果簿。它不烫，也不凉，是一种中间的温度，像一个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只是看着。林砚不知道因果簿会给他什么，他甚至不确定因果簿能不能在这种事情上帮上忙。因果簿记的是债，不是罪。它知道谁欠了谁，但它不一定知道谁把一个小女孩藏在哪里。

但他还是要找。

他走过一个垃圾堆放点，几只苍蝇嗡地飞起来，撞在他脸上。他走过一个被锁着的铁门，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殆尽，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他走过一个敞开的院子，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在风里一飘一飘的，像没有身体的人在荡秋千。

因果簿忽然热了一下。

不是烫，是温。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轻轻地碰了他一下。林砚停下脚步，看了一眼周围。他站在巷子中段的一个岔路口，左边是一条更窄的巷道，右边是一栋三层的自建房，墙壁上贴满了小广告——搬家的、通下水道的、收旧家电的。他往左走了几步，因果簿的温度没有变化。他退回来，往右走了几步，温度高了一点点。很细微，但他感觉到了。

他走进了那栋自建房。

楼梯是水泥的，没有扶手，墙上的白灰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灰色的砖。楼道里很暗，每一层的声控灯都是坏的，他只能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光往前走。一楼，二楼，三楼。

因果簿的热度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达到了最高。林砚停下来，看了看周围。拐角处有一扇窗户，窗户的玻璃碎了一块，用一块硬纸板挡着，纸板上用记号笔写着一个人的手机号码——不是广告，是一个号码，字迹潦草但用力，像是临时写的。

林砚用手指摸着纸板上的字。纸板很新，不像其他那些广告纸一样被雨水泡烂了。应该是最近才贴上去的。他把那个号码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

因果簿的温度开始下降了。不是骤降，是慢慢地、像退一样地退下去。林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找对地方了。这里发生过什么，或者这里藏着什么，因果簿不会告诉他更多了。

他走下楼梯，出了楼，站在巷子里。

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他没有感觉到热。他站在那里，把手机里记下来那个号码看了很久。然后他拨了出去。

电话响了很多声。

快要自动挂断的时候，有人接了。

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吸声。沉重的、紧张的、像是刚跑完八百米的那种呼吸声。

“你是谁？”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低，很沉，像是在刻意压低自己的嗓音。

林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问了另一个问题：“七月二十八号下午，你在公园后门那条街上。你戴着一顶深色的棒球帽。你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你走过那条巷子，走进了这栋楼。”

电话那头安静了。连呼吸声都没有了。

然后电话挂了。

林砚握着手机站在巷子里，耳边是忙音的嘟嘟声。他抬起头，看着那栋自建房的窗户。三楼的窗户，有一扇拉着窗帘——深色的、很旧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见里面。

因果簿在口袋里安静如石。

但林砚知道，他找到了。他不需要因果簿告诉他答案，答案就在那扇拉着窗帘的窗户后面。他现在需要的是证据，是警察，是一个能破门而入的正当理由。

他把那个号码发给了陈秀兰，打了一行字：“把这个号码给警察。人很可能在这栋楼里。”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揣进口袋，站在巷子里没有走。不是因为他要等什么，是因为他要看着那扇窗户。如果他走了，里面的人可能会从另一条路跑掉。所以他站在巷口，靠着那棵歪脖子槐树，盯着三楼的窗户。

太阳慢慢偏西了。

蝉还在叫。巷子里偶尔有人经过，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骑电动车下班的中年人，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他们从林砚面前走过，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他穿着T恤和牛仔裤，背着便利店的工装包，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靠在树上等什么人。

他在等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