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孙德茂的公司在三天之内变成了一具空壳。
说“空壳”不太准确。空壳至少还有一个壳，他的公司连壳都快保不住了。税务局的初步核查结果出来了——涉嫌虚开发票、偷逃税款、账外账经营，初步估算需要补缴税款及罚款共计约六百余万元。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那个三千万的正式终止了合同。甲方不仅不付一分钱，还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合同中有一项“资质虚假”的违约条款，违约金是合同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九百万。
九百万的违约金，加上六百万的税款，加上他已经投入的八百万前期成本，加上他名下其他几个小的亏损——孙德茂在三天之内，凭空背上了将近三千万的债务。
而他手里能动用的现金，不到一百万。
他把他老婆叫到办公室里，把门反锁了，压低声音说：“把你账户里的钱全部转出来。”
他老婆看着他，眼睛瞪得很大：“什么我的账户？”
“别装了，就是你名下那个账户，里面还有一千多万那个。”
他老婆的脸白了。
“那个账户……被冻结了。”
孙德茂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让老婆再说一遍，她就再说了一遍，声音比之前更小，像是怕惊动墙里的鬼：“前天突然被冻结的，银行说是什么……协助调查。我去问了，说是跟你的公司有关。”
孙德茂的脑子嗡了一下，像被人抡了一棍子。那个账户是他最后的底牌，是他十几年来处心积虑藏起来的一条后路。他用了七个壳公司、三个代持人、两年时间，才把那笔钱洗净转到他老婆名下。他一直觉得那笔钱是铜墙铁壁，谁也动不了。
铜墙铁壁，现在变成了一堆冰冷的数字，锁在屏幕上，看得见，摸不着，一分也取不出来。
“你他妈怎么不早说？”他吼道。
他老婆被吓到了，往后退了两步，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的嘴瘪了瘪，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她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保养得不错，看起来像三十五。十年前她嫁给孙德茂的时候，以为自己嫁进了一座金山。十年后的今天，她发现这座金山正在她面前坍塌，而她连跑都不知道往哪儿跑。
“我……我以为只是暂时的……”她哽咽着说。
孙德茂没有看她。他已经不看她了。他坐回椅子上，双手撑着额头，指缝间露出的皮肤是灰白色的，像一条被翻过肚皮的鱼。
他开始算账。
三千万的债。他名下有一套房子，市值大概五百万，但写了两个人的名字，他老婆不会同意卖。他有辆车，宝马X5，开了三年，现在出手也就四十万。他在老家还有一套房子，在他妈名下，但那套房子最多值一百多万。
全部卖掉，也凑不够一千万。剩下的两千万，拿什么还？
他开始想那些他认识的有钱人。那个做建材的老周，欠他两百万的货款，一直拖着不给。那个做工程的老吴，上次找他借了三百万说是周转，到现在一分没还。那个中间人于总，他帮于总做过不少事，于总欠他人情。
他拿起手机，一个一个地打。
老周的电话通了。他说：“老周，我那两百万的款子，你什么时候能给？”
老周在电话那头笑了。那笑声不大，但很刺耳，像指甲刮过黑板。“老孙，你那两百万？你不是从我这儿拿了三百多万的货一直没给钱吗？咱俩到底谁欠谁的？”
孙德茂愣住了。他翻自己的账本，翻了好久，发现老周说的是对的。他确实欠老周三百多万的货款，老周欠他的那两百万是另一笔的，两笔抵扣之后，他还欠老周一百多万。
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欠的债太多了，像一团乱麻，他早就不一一地理了，他只是把所有的麻线都塞进一个口袋里，假装口袋永远不会破。
现在口袋破了。
他给老吴打电话，老吴没接。他又打了三遍，每一遍都是忙音。他换了一个号码打过去，这次接了。老吴的声音听起来很匆忙：“老孙，我现在不方便说话，你那三百万的事……我跟你说实话，我的资金也断了，那笔钱短时间内给不了你。你找别人想想办法吧。”
电话挂了。
他给于总打电话。于总接了，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叹了一口气。那声叹息很长，像是一口气叹出了一个人全部的无奈。
“于总，您帮帮我，我知道您认识的人多——”
“老孙，”于总打断了他，“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不是我不帮你，是我帮不了你。这次的动静不是冲你一个人来的，是上面在整治。你知道你那个为什么被查吗？因为甲方那个经理进去了。他交代了很多事，包括你那张假证是谁帮他办的。”
孙德茂的手指开始发抖。那个经理，他花了五十万才搭上的线。那个人帮他拿下了那个三千万的，帮他办了三张假证，帮他在验收的时候做了假报告。他把那个人当成自己人，当成他在这个圈子里最硬的靠山之一。
那个人进去了。
“于总，他交代了什么？”孙德茂的声音在发抖。
于总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里，孙德茂听见了死神敲门的声音。
“他知道你所有的事。包括你当年那个工地摔死人的事，你是怎么瞒下来的，赔了多少钱，找谁摆平的。”于总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孙德茂彻底绝望的话，“老孙，你找个律师吧。我帮不了你了。以后你也别打这个电话了。”
电话挂断了。这一次，是永久的。
孙德茂坐在办公室里，听着窗外马路上车来车往的声音。那声音很遥远，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他觉得自己正在被隔离，被一层看不见的膜包裹着，和正常的世界越来越远。
他忽然想起那个跪在他办公室里的工人。那个五十二岁的老瓦工，叫什么来着？李……李什么。那个人跪在地上给他磕头，说老婆在等钱化疗。他当时在什么？他当时在玩手机，在刷一个搞笑视频。他甚至没有抬眼看那个人一眼。
那人磕了三个头。他在那三个头的时间里，笑了两声——因为短视频里的狗做了一件蠢事。
现在，孙德茂坐在椅子上，忽然也想给人磕头。给谁磕都行，只要有人能把他的钱还给他，能把他的公司还给他，能把他的命还给他。
但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没有人值得他跪，也没有人会因为他的跪而心软。
下午五点，孙德茂的第二个手机响了。那个手机是他专门用来联系工人的号码，平时一年也响不了几次。
他接了。
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带着很重的外地口音：“孙德茂？我是李大有。你还记得我吗？”
孙德茂的手猛地握紧了手机。他怎么可能不记得。李大有——那个跪着磕头的工人，那个老婆得癌症死掉的工人，那个被他欠了八万四的工人。
“你想什么？”孙德茂的声音又尖又细，像一个被掐住脖子的鸡。
“我不想什么。”李大有在电话那头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被欠了八万四、老婆死了还不到半年的人，“我就是听说你的公司出事了，想跟你说一句——来了。”
电话挂断了。
孙德茂盯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脸上的表情扭曲成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形状。那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让他整个灵魂都缩成一团的东西。
他以为那是恨。但恨是热的，是向上的，是想要扑上去撕咬的。他此刻感受到的东西是冷的，是向下的，是不断地把他往一个无底洞里拽的。
那不是恨。
那是一种他终于知道了“被亏欠”是什么滋味的感觉。
他欠了李大有八万四。李大有欠了医院四万多。医院欠了李大有老婆一条命。而他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坐在老板椅上，刷着搞笑视频，笑了。
李大有刚才说的那两个字，像一把刀，不是在他的身体上，是在他最后一点自我辩护的遮羞布上。他再也无法对自己说“我只是在商言商”了。再也无法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了”。再也无法说“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被他亏欠的人，用最平静的语气，告诉了他最残酷的事实：
你已经不是做错事了。你是一个人。一个坏到骨子里的人。
孙德茂把手机放在桌上，拿起车钥匙，走出了办公室。他走过走廊的时候，发现前台那个一直对他笑脸相迎的小姑娘，正低着头整理文件，没有看他。他走过财务室的时候，小刘在打电话，背对着门口，没有转头。他走过茶水间的时候，两个正在接水的员工看见他，立刻停止了交谈，端着水杯侧身让开了路，但没有人说“孙总好”。
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不是一个被人爱戴的老板。他是一个被人恐惧、被人讨厌、被人躲着走的人。
他走到停车场，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车里的温度很高，像蒸笼一样。他没有开空调，就那么坐着，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滴在方向盘上。
他发动了车，开出了停车场。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不想回家，不想去公司，不想见任何人。他把车开上了高架，一路往城外开，经过工地、厂房、荒地，一直开到城市边缘的一条河边。
他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走到河堤上。
河水是灰色的，缓缓地流着，河面上漂着几片落叶和一只空塑料瓶。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和远处工厂的废气味道。孙德茂站在河堤上，看着那条河，看了很久。
他没有跳。不是因为不想死，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连死的资格都没有。他欠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债，如果他死了，那些债就永远没人还了。那些工人，那些被他坑过的伙伴，那些因为他而失去亲人的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死掉的孙德茂，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活着还债的孙德茂。
他把车开回了城里。
经过那家便利店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减了速。透过玻璃门，他看见那个年轻的店员正在收银台后面擦什么东西。他看不清那个店员的脸，但他记得那双眼睛。那双看他的时候，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像一面平静的湖水一样把他的整个人都映出来的眼睛。
那个人曾经对他说过一句很奇怪的话：“有些账，早还比晚还好。”
当时他不明白。现在他站在便利店外的马路边上，车没熄火，双闪灯一明一灭地跳着，他忽然觉得那句话不是随口说的。那句话是专门说给他听的。
他是怎么知道我要还债的？他只是一个便利店的店员。
孙德茂想下车，走进去，问那个店员一个问题。但他没有。他怕走进那扇门，怕那盏灯，怕那双眼睛。
他把车开走了。
他不知道的是，林砚在他减速经过门口的那几秒钟里，已经抬起了头。因果簿在他的口袋里微微发烫，热度比昨天高了一些，像一个人正在发高烧。
林砚没有走出去。他没有必要走出去。因果簿正在做的事情，比他能做的任何事都要彻底。
他低下头，继续擦台面。
窗外，夜色浓得像墨。有人在黑暗中开车，有人站在桥上，有人在出租屋里吃凉透了的馒头，有人在便利店的灯光下等着天亮。
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