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小区是老小区，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林砚跺了两下脚才亮起来。灯泡的功率很低，发出的光是昏黄色的，像一只快要闭上的眼睛。墙上的白漆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有人在上面用粉笔写了一行字——“疏通下水道”，后面跟着一串电话号码。
三楼。门是深绿色的防盗门，门把手上缠着一圈已经发黑的布条，可能是冬天用来防冻的，夏天也没拆。门铃坏了，林砚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这次重了一些。门内传来一阵缓慢的、拖沓的脚步声，像拖鞋在地面上磨。然后门开了一条缝，防盗链还挂着，一只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从门缝里看过来。
“谁？”声音沙哑，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不耐烦。
“方老先生吗？我叫林砚。我能跟您聊几句吗？”
“推销的？不买。”
门要关上了。林砚把手伸过去，用手掌抵住了门。他没有用力，只是放在那里，像一个不太有攻击性的阻拦。
“我不是推销的。我来跟您打听一个人。刘念。七岁的小女孩，七月二十八号在公园走失的。警察找您问过话，您说您什么都没看见。”
门里面的那只眼睛盯着林砚看了几秒钟。那种眼神林砚见过——不是因为不记得，而是因为太记得了，所以害怕被人知道还记得的那种闪烁。
“我说了我什么都没看见。”门缝里传出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方老先生，”林砚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帮那个孩子找到回家的路。您不用告诉我您看见了什么，您只需要告诉我，您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门里沉默了。
声控灯灭了。走廊里陷入一片昏暗中，只剩下楼梯间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光，把林砚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扁，贴在墙上像一摊墨水。
防盗链哗啦响了一声。门开大了。
方正明站在门口，比林砚矮了将近一个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下面是一条灰色的短裤，脚上趿拉着一双蓝白相间的塑料拖鞋。他的头发全白了，但很稀，露出淡粉色的头皮。脸上的皱纹不是一条一条的，是一片一片的，像涸的河床。他的眼睛浑浊，但浑浊的底下藏着一种很亮的东西——不是光，是恐惧。
“进来吧。”他说。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都是旧的。客厅里有一张八仙桌，桌面上铺着一块塑料桌布，桌布的图案是红色的小花，已经被岁月磨得看不清了。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劳动最光荣”几个字，字迹已经斑驳了。窗台上养着一盆仙人掌，长得歪歪扭扭的，好久没浇水的样子。
方正明在八仙桌旁边坐下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林砚坐下了。他坐在那把椅子上的时候，口袋里的因果簿忽然烫了一下——不是烧灼的那种烫，是一个人把手捂在你心口的那种温热的、持续的、有重量的烫。林砚没有把它拿出来。他把手伸进口袋，隔着口袋布握住了它。
“方老先生，您一个人住？”
“老伴走了三年了。儿子在上海，一年回来一次。”方正明说着，端起搪瓷茶杯喝了一口水。他的手在抖——不是那种紧张的、短促的抖，是那种长年累月的、控制不住的、像风中的树叶一样的抖。老年性震颤，林砚认得。顾老头也有。
“刘念的事，您想跟我说什么？”林砚问。
方正明放下茶杯，把两只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来回地搓。他的指甲很厚，发黄，有些已经裂开了。这是一双做了很多年体力活的手，但在退休之后的十几年里，这双手已经忘记了力气，只剩下颤抖。
“我跟警察说了。我没看见什么。”
林砚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浑浊的眼睛在说话的时候没有看他，而是看着桌面上那块塑料桌布，看着上面那朵模糊的小红花。
“方老先生，您看的是桌布，不是地板。”林砚说。
方正明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搓。
“您说您什么都没看见，但您的眼睛在看下面。一个人如果什么都没看见，他的眼睛应该是平的、散的、没有焦点的。但您看的是桌子下面的地面。您在找什么东西。”
方正明抬起头来。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恐惧比刚才更浓了。不是怕林砚，是怕他自己。怕他自己会说出他藏了十二天的话。
“你是谁？”他问，声音已经不像是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的声音了。那声音里有一种被到墙角的小动物才会有的尖锐。
“我是帮刘念找路回家的人。”林砚说，“您不是。您是想帮但不敢帮的人。这两种人不一样。帮不了的人不欠谁。但想帮却不敢帮的人，欠那个孩子一个答案。”
因果簿在口袋里烫了一下。不是惩罚性的烫，是一种确认——用顾老头的话说，是“良心从沉睡中翻了个身”。
方正明的手不再抖了。不是因为不抖了，而是他把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用一只手的力气压住另一只手的颤抖。他的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他又动了动，这次发出了一点声音，像风吹过枯的芦苇。
“我看见了……”
林砚没有催他。他坐在那里，等着老人自己把话说完。屋子里的光线很暗，窗帘没拉开，只有客厅的灯亮着，是一盏节能灯，发着惨白色的光。窗台上的仙人掌在那种光线下显得更绿了，绿得不真实。
“我看见一个人。”方正明终于说出来了。他说出这句话之后，整个人像是泄了气一样，肩膀塌了下来，背更驼了，像一个正在被自己的重量压垮的架子。
“那天下午，我在公园凉亭里下棋。老张头，老李头，我们仨。下到第三盘的时候，我输了，就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腿。我走到凉亭边上那棵大槐树下面，看见那边有个男人在跟一个小女孩说话。”
林砚的身体微微前倾。
“那个小女孩穿着白色T恤，蓝色短裤。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记得她那双凉鞋——粉色的，上面有一个蝴蝶结。我孙女小时候也有一双差不多的。”方正明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的手在发抖，声音在发抖，整个人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憋了十二天的话，终于从喉咙里挤出来了，每一句话都像在往外拔一颗钉子。
“那个男人蹲下来，跟小女孩说话。他说了大概一两分钟，然后站起来，小女孩跟着他走了。他们往公园后门那个方向走的。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个男人，好像不是小女孩的家里人。家里人不会那样蹲着说话，家里人会说‘走了回家’，然后小孩就跟上去了。那个男人是在哄她。他蹲下来的姿势，像是在哄一个不熟悉的小孩。”
林砚的喉结动了一下。
“您看清那个男人的长相了吗？”
方正明摇了摇头。“没看清。他戴着一顶帽子，棒球帽，深色的。他背对着我，我只能看见他蹲下来的样子。后来他站起来走了，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
“多高？”
“比我高。一米七。不胖。”
“穿什么衣服？”
“深色的T恤，好像是深蓝色，也可能是黑色。深色裤子。”
“您为什么没有告诉警察？”
方正明的手终于不抖了。不是因为平静了，是因为他把两只手紧紧地按在桌面上，手指张开，像要把桌子按穿。
“我怕。”他说。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林砚听见了一种很轻的、像纸被揉碎的声音。不是桌子，是他的心。
“我怕那个人知道是我说的。我怕他来找我。我一个老东西，打不过任何人，跑也跑不动。我儿子不在身边，我死了都没人知道。”
林砚看着他。这个七十一岁的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坐在铺着塑料桌布的八仙桌旁边，窗台上养着一盆快死了的仙人掌。他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独居的老人，面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点恶意，都脆弱得像一张纸。
“但是您今天告诉我了。”林砚说。
方正明抬起眼睛看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恐惧还在，但多了一种东西——一种把压在口的石头搬开之后，终于能喘气的、酸涩的轻松。
“因为你不是警察。”他说，“你不会去抓那个人，你不会上新闻，你不会让那个人知道是我说的。你只是——你在帮那个孩子找回家的路。我孙女也那么大。我要是找不到了，我希望有人帮我。”
林砚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把方正明说的信息一条一条地记下来。深色棒球帽，深色T恤，一米七几，不胖，公园后门方向，七月二十八下午四点左右。
他记完之后，把手机放回口袋，看着方正明。
“方老先生，谢谢您。”
方正明摆了摆手。那个动作不是“不客气”，是一种类似于“你走吧”的催促。但他的眼睛不是这样说的。他的眼睛在说：我把命交给你了，你把那个孩子带回来。
林砚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的声控灯刚才已经灭了，他的脚步声让它重新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在剥落的墙皮上，照在那行“疏通下水道”的粉笔字上。
“方老先生，”他回过头，“您养的那盆仙人掌，多浇点水。它还活着。”
方方正正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林砚关上门，走下楼梯。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一层一层地传下去，传到底层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遥远的、沉闷的回响。
他走到小区门口，站住了。
阳光白晃晃地照在地上，蝉鸣震耳欲聋。他掏出手机，看着备忘录里那几行字，脑海里浮现出方正明描述的那个画面——一个戴深色棒球帽的男人，蹲下来，跟一个小女孩说话。他蹲下来的姿势，像是在哄一个不熟悉的小孩。
林砚把手伸进口袋，握住因果簿。因果簿是温热的，像一个正在努力燃烧但燃料不多的炉子。它能给的信息只有这么多。剩下的，要靠林砚自己去拼。
他拨了刘念妈妈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