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和罗成喝酒的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官署里。

第二天一早，我刚坐下，贾公就走了过来。

他站在我案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花白的胡子微微抖动，像一只发怒的老山羊。

“班仲升，昨晚去了胡人酒肆？”

我心里一紧。

消息传得这么快？东汉也有“朝阳群众”？

“是。”我老实回答。

“和谁去的？”

“罗廷芳。”

贾公转头看了一眼角落里的罗成。罗成低头抄书，纹丝不动，像什么都没听见。

“班仲升，”贾公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你是官署令史，食朝廷俸禄，当谨言慎行。胡人酒肆那种地方，鱼龙混杂，多是非。你去了，万一出什么事，丢了朝廷的脸面，你担待得起？”

我听着这话，心里冒火，但面上没有表露。

在原先的单位，这种话我听了十二年。什么“注意影响”啊，“要有大局观”啊，“别给单位添麻烦”啊，翻来覆去就那几句。

说白了就是：别做出格的事，别让我替你擦屁股。

“贾公教训得是。”我说，“只是昨手头事毕，和同事小酌，并无他意。”

贾公哼了一声：“小酌？我看你身上酒气可不小。”

我没接话。沉默是最好的防御。

贾公又站了一会儿，见我不接茬，转身走了。

官署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咳嗽了一下，有人翻动竹简的声音，一切恢复正常。

我低头开始抄写。

今的公文是一份赋税账册，密密麻麻的数字，抄得人头大。我抄了两行就抄岔了，用铜刀刮掉重写。

余光里，我看见罗成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的意思是：别理他。

我没有理任何人。

但这个贾公，以后怕是要盯着我了。

———

中午。

院子里，我端着饭碗，正在对付那些硬得像的粟米饭。

贾公端着碗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石阶上。

这是要长谈的节奏。

“班仲升，”他咬了一口腌菜，嚼得咯吱咯吱响，“你家的情况，我知道一些。”

我没说话。

“你父亲班彪，当年也是名士。你在洛阳抄了这么多年书，就没想过换个营生？”

我心中一动。这是试探？

“贾公有什么指教？”我问。

“指教谈不上。”他放下碗，捋了捋胡子，“我就问你一句——你可曾想过，你在这儿，能抄到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和罗成问的“你想做什么”，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但贾公问的方式不一样。他不是关心你，他是要看你的态度。

如果你说“想一直抄下去”，他会觉得你无大志；如果你说“想换个营生”，他会觉得你心浮气躁。

怎么做都是错。

这就是职场。

“贾公，”我说，“我父亲教导我，读书人当以天下为己任。抄书是要紧事，但抄书不是目的。我在这官署里，为的是学习朝廷典章制度，将来有机会报效国家。”

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过。

这个回答，既肯定了抄书的意义，又表达了更大的志向。不卑不亢，无懈可击。

贾公看了我几秒，点了点头：“你父亲教得好。”

然后端起碗，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

旁边，胖老头凑过来，压低声音：“班令史，你这张嘴，厉害。”

我苦笑：“嘴上厉害有什么用？活儿还是得自己。”

胖老头嘿嘿一笑，端着碗走了。

———

下午，发生了一件小事。

一位同僚抄错了一份重要公文，把“河西五郡”写成了“河南五郡”。一字之差，意思差了十万八千里。贾公发现后，当着所有人的面训斥了他。

那人脸涨得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

这份工作，和我在原单位的工作，本质上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写了多少年，只要错一个字，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不同的是，在古代抄错公文，可能掉脑袋。

在现代写错材料，最多被退回重写。没有生命危险，但那种“被否定”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想起了自己那第17次修改稿。

它还在我的电脑里。也许永远不会有第18次了——因为我已经不在了。李牧的工位，现在应该空着吧？小王会不会好奇“李哥去哪了”？刘姐会不会问“小李今天没来”？

也许问过，也许没有。

这就是职场。你走了，工位空了，过两天就会有新人坐上去。没有人会记得你写过多少份材料，没有人会记得你加过多少班。

只有你自己会记得。

但我已经不是李牧了。我是班超。班超不会为了这些事伤春悲秋。班超只会做一件事——往前走。

我拿起毛笔，继续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