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五年，夏天。
这一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五月还没过，洛阳就已经热得像蒸笼。
官署里，人人都在扇扇子。贾公扇得最用力，胡子被风吹得飘起来，像一面旗帜。胖老头索性不写字了，坐在那里喝茶，一杯接一杯。罗成还是老样子，不紧不慢地抄，仿佛热对他来说不存在。
我在抄一份关于赋税的公文。
抄着抄着，我的手停了。
不是因为热。
是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我在这儿做什么？
永平十六年，班超投笔从戎。永平五年，距离那一年还有十一年。
十一年。
我在原来的单位熬了十二年。如果在这儿再熬十一年，我怕我的意志会被磨碎。
但班超熬了。他从永平五年熬到永平十六年，从一个抄书吏熬成了兰台令史，然后从兰台令史投笔从戎。
他不是没有机会。他是有机会升迁的。兰台令史，是替朝廷抄书，比给地方官署抄书体面多了。
但那又怎样？
还是抄书。
班超在兰台令史的任上，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意思。投笔从戎的“投笔”，发生在他担任兰台令史期间。
也就是说，他从地方官署抄到朝廷官署，从给地方政府抄到给中央抄，最后发现——都一样。
都一样无聊，都一样“差点意思”。
所以他投了笔。
我放下毛笔。
看着案上的竹简，看着毛笔，看着砚台，看着那把铜刀。
这些东西，李牧用了十二年。班超用了二十年。
李牧没有勇气投笔。班超有。
我深吸一口气。
“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但它在我心里像一颗炸弹，炸开了。
周围的同事没有注意到我。贾公在扇扇子，胖老头在喝茶，罗成在抄书。
一切正常。
但我已经不正常了。
我拿起毛笔，在竹简上写了一个字。
“去。”
然后，我把毛笔放下。
不是“投”。
是放下。
班超的“投笔”是一个仪式，是向过去告别，向未来宣誓。我的“放下”是一个决定，是告诉自己：不必等到四十一岁才做选择。三十五岁，也可以。
———
下班后，我没有直接回家。
我去了西市。
西市是洛阳最大的市场，卖什么的都有。粮食、布匹、牲畜、铁器、药材、香料，应有尽有。
我在一个铁器铺前停下来。
铺子里挂满了刀、剑、矛、戟、箭镞。铁器在夕阳下泛着冷光，像一排排牙齿。
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光着膀子，浑身是汗。他正在打一把剑，铁锤砸在铁砧上，火星四溅。
“客官，要什么？”他头也不抬。
“看看。”
我拿起一把剑。
剑身三尺，两指宽，重约两斤。比班超家里那把轻一些，更像是实战用的。
我挥了挥，手感不错。
“客官好眼力。”店主终于抬起头，“这把剑用了上好的镔铁，锻了三十层。砍铁不卷刃。”
“多少钱？”
“两千钱。”
两千钱。班超一个月的俸禄是四百钱。这把剑，顶我五个月的工资。
我放下剑，又拿起一把刀。刀身宽厚，砍用的。比剑便宜，只要一千钱。
“这把刀呢？”
“一千二。”
“一千。”
“成交。”
我付了钱，把刀用布包好，夹在腋下，走出西市。
夕阳把整个洛阳城染成了金黄色。街上的人渐渐少了，商贩们在收摊，家家户户在生火做饭。
我夹着一把刀，走在回家的路上。
———
进家门之前，我把刀藏在了门口的柴垛后面。
不能让班母看见。她要是知道我买了刀，一定会问东问西。
班固在院子里看书。看见我进来，他抬起头：“今天回来得晚。”
“去了趟西市。”
“买什么了？”
“没什么。随便逛逛。”
班固没再问。
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忽然停下。
“固兄，”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不抄书了，你会怎么想？”
班固抬起头，看着我。
“你要做什么？”他问。
“我想从军。”
班固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仲升，你想做的事，我拦不住你。但你要想清楚，从军不是儿戏。会死人的。”
“我知道。”
“你不怕？”
“怕。”我说，“但比起死，我更怕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做。”
班固看着我，眼神复杂。
“仲升，”他说，“你变了。”
———
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着今天的事。
刀买了，话说出去了。接下来，就差一个机会。
窦固说“好好准备着”。我准备好了。
不，还没有。
李牧的身体不行。就算现在有了班超的体格，但灵魂还是那个只会点鼠标的社畜。如果现在上战场，我可能会尿裤子。
但班超不会。
班超上了战场，就像鱼下了水。他的武功、胆识、谋略，是刻在骨子里的，不需要思考。
我需要做的，是让班超的“本能”接管，而不是让李牧的“理智”主导。
换句话说，我需要——信任这具身体。
我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是班超。
四十一岁，燕颔虎颈，武功在身。从少年时就开始习武，剑法、骑术、箭术，样样精通。虽然抄了二十年的书，但身体没有生锈。
我的手握过剑，我的臂拉开过弓，我的腿夹住过马腹。
这些事，李牧没做过。班超做过。
我反复告诉自己：你是班超。你就是班超。你不是李牧。李牧只是你的一场梦。
但心底有个声音说：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我的身体里的那个灵魂，还是李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