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张屿的姐姐打过电话之后的第三天，林知夏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不大，用普通的快递袋装着，寄件人写的是张屿姐姐的名字和地址。她拆开的时候手指有些发抖，里面是一个信封和一本翻得很旧的笔记本。信封上只有四个字——“林知夏收”。

她先拆开了信封。信是张屿写的，字迹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像是一个人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用力把笔尖碾进纸张里写出来的。林知夏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读完了整封信。

“林知夏，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自己。这些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很多。我想起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是带着理想来的，我想做一个好学者，写一些真正有意义的论文。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也许是陈教授第一次找我‘’的时候，也许是他第一次给我‘建议’的时候，也许是我第一次尝到走捷径的甜头的时候。一步步的，就走到今天了。你写给我的信我看了很多遍，每次看都会哭。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我看到了自己本来可以成为的那个人。但那个人已经回不来了。这本笔记本是我从大二开始记的，上面有我跟陈维民所有的接触记录，包括每一次他给我布置任务的时间、地点、内容。我知道有一天可能会用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在记。现在我把它给你，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扛着了。如果你能用它做一些事，那就用吧。不用考虑我，我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的准备。”

林知夏看完信的时候，眼眶是湿的。她拿起那本笔记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期、时间、地点、对话内容。张屿的字不算好看，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像是在给自己留下不可磨灭的证据。她翻到最近的一页，期是张屿离开学校的前一天。

“陈教授约我在他办公室见面。他说他知道陆时寒在查他，也知道有人在帮他查，他需要我暂时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他会帮我搞定出国的所有事情，条件是我在这段时间里不要跟任何人联系，尤其是陆时寒和林知夏。他说这是为了我好，为了不被卷进更大的麻烦。我知道他在控制我，但我没有说‘不’。我点了头。我签了他准备好的协议。我上了他的车。我就是这样一个懦夫。”

林知夏合上笔记本，把它紧紧地抱在口。

她给陆时寒打了电话，只说了一句“张屿把证据寄来了，你过来”。陆时寒到女生宿舍楼下只用了六分钟，林知夏跑下去的时候还在喘。她把笔记本递给他，陆时寒一页一页地翻看，表情越来越凝重，翻完最后一页的时候他抬起头看着林知夏，目光里有一种劫后余生般的、不敢放松的紧张。

“这是陈维民纵证据的直接记录，”他收紧了手指，指节泛白，“每一条都可以查证。如果调查组拿到这个，陈维民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

林知夏点了点头，但她的心里并不轻松。张屿的笔记本是铁证，但这份铁证的提供者是一个已经被陈维民彻底控制过的人。陈维民如果知道张屿把笔记本寄了出来，他会怎么做？他会不会提前销毁证据？会不会对张屿采取报复？会不会在他们把证据交出去之前抢先一步行动？

“我们得尽快把东西交出去。”林知夏说。

“交到哪里？系里的调查组还是学校纪委？”

“哪个更安全？”

陆时寒想了想：“学校纪委。系里的调查组和陈维民有太多利益关联，调查组成员里可能有他的人。学校纪委相对独立，而且一旦立案，陈维民就没有办法压下去了。”

林知夏看了看时间，下午两点十五分。学校纪委的办公地点在行政楼六楼，五点半下班，他们还有三个小时。

“我们现在就去。”她说。

两个人刚走出宿舍楼门口，林知夏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一个她存了但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号码——陈维民。

林知夏和陆时寒对视了一眼。陆时寒示意她接，同时按下了自己手机的录音键。

“陈教授。”林知夏的声音很平，但她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

“林知夏，你现在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陈维民的声音还是那样不紧不慢，温和得像一杯放了太多糖的咖啡。

“陈教授，我下午有课——”

“我已经跟宋教授说过了，她说今天下午的课你可以请假。”

林知夏的心沉了下去。陈维民已经跟宋静远打过招呼了，这意味着他今天见她不是一个临时的决定，而是经过了精心安排的一步棋。她知道宋静远不会轻易帮她请假，除非陈维民给出了一个她无法拒绝的理由。

“好的，陈教授，我马上过去。”她挂了电话，看着陆时寒。

“他要见我。已经跟宋教授说好了，我下午的课可以请假。”

陆时寒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我陪你去。”

“他在办公室等我，你进不去。”

“我在楼下。”

林知夏深吸了一口气，把张屿的笔记本从陆时寒手里拿过来，放进自己的书包里。她拍了拍书包，像是在确认它就在那里，然后抬起头看着陆时寒。

“如果我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出来，你就把笔记本交到学校纪委。”

陆时寒看着她，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说了一个字：“好。”

陈维民的办公室门开着，像一张张开的嘴。林知夏走进去的时候，陈维民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手里端着一杯茶，窗外的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个黑色的问号投在地板上。他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脸上挂着那种她熟悉的温和笑容。

“来了，坐。”他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林知夏坐下来，把书包放在膝盖上，双手按在书包上，像是在保护里面那个笔记本不被任何人抢走。陈维民端着他的茶杯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把茶杯放在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身体微微后仰，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她。

“林知夏，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温和的笑容收了起来，露出了底下那张真实的、不带任何伪装的、精明而冷漠的脸。

林知夏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我知道你和陆时寒在查我。”陈维民直接说了出来。

这句话像一个炸弹，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炸开了。林知夏感觉自己的心脏在那一瞬间停止了跳动，然后又以两倍的速度重新启动，砰砰砰砰，快得像要从腔里蹦出来。她努力让自己的表情不出现任何变化，但她不确定自己做得够不够好。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她说。

陈维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不是温和的，而是带着一种“别装了”的了然。

“你不需要在我面前演戏，”他说，声音低了下来，“你的演技很好，但我是看人看了几十年的人。你第一次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问你关于时寒的事，你的回答太完美了。一个真正害羞的女生在被问到暗恋对象的时候，不会是那种反应。你会脸红，会结巴，会不敢看我的眼睛，而不是像你那样流利地说出一段准备好的台词。”

林知夏的手指在书包上收紧了。

“你说你在帮时寒查文献，但你查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文献范围。你去了音乐系找周晚棠，你去了知旧书店找赵明远，你甚至在档案室里待了将近二十分钟，拿走了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陈维民的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购物清单，但每一条都是一把刀，扎在林知夏的身上。

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进过档案室？那间档案室的挂锁虽然生锈了，但锁扣的位置我做了记号。你撬开锁之后没有把锁扣还原到原来的位置，差了两毫米。”

林知夏浑身的血液都凉了。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在这个人面前，她的一切努力都像是小孩子的把戏。

“你把那些材料拍下来之后，交给了陆时寒，”陈维民继续说，“他再把这些材料整理成一份证据链，准备交到学校纪委去。你们今天下午的计划，是不是就是这样？”

林知夏张口想说什么，但发现自己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她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不是对暴力的恐惧，而是对一个你永远无法在他面前藏住任何东西的人的恐惧。那种恐惧深入骨髓，像一条蛇在你体内游走，吞噬着你的每一个器官。

“你不用害怕，”陈维民的声音忽然变得柔和了一些，像是在安抚一只受了惊的猫，“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要伤害你，也不是要威胁你。我只是想给你一个选择。”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林知夏面前。信封没有封口，能看到里面装着一张对折的纸。

“这是一封推荐信，”陈维民说，“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我和那边的林教授是老朋友，他每年都会从我这里收一个学生。你的学术能力我很清楚，宋教授对你的评价我也听说过。只要你愿意，你明年九月就可以去哥大读硕士，全奖。”

林知夏看着那个白色信封，像看着一条吐着信子的蛇。

“条件呢？”她的声音涩得像砂纸。

“条件很简单，”陈维民靠回椅背，目光落在她脸上，像一把手术刀，“把张屿的笔记本交给我，然后退出这件事。你和陆时寒到此为止，不要再查了。”

林知夏的心跳在这一刻反而平静了下来。恐惧到达顶点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冷到骨头里的清醒。她看着陈维民，看着这个五十多岁的、头发花白的、金丝眼镜后面眼睛精明而冷漠的男人，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他已经拥有了一切——权力、地位、声誉、资源，但他还在害怕。他害怕一个二十岁的女生和二十二岁的男生，害怕一个开旧书店的退休教师，害怕一个被他利用过的学生。他拥有了一切，却连觉都睡不好。

“陈教授，”林知夏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您觉得我会答应吗？”

陈维民看着她，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那一下很短，不到半秒，但林知夏捕捉到了。

“你会的，”陈维民说，语气笃定得像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因为你是一个聪明人。聪明人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你帮陆时寒做这些事，能得到什么？他的感激？他的喜欢？这些东西能值多少钱？能帮你申请到哥大吗？能帮你拿到全奖吗？”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林知夏说。

“你需要，”陈维民的身体前倾，声音压低了一些，像是在说一个重要的秘密，“你现在不需要，是因为你还没有被生活到那个份上。但总有一天你会需要的。到那时候你会发现，你今天的坚持什么都不值。你会后悔，会恨自己没有在我给你机会的时候抓住它。”

林知夏看着他，忽然笑了。

那个笑容不是礼貌的微笑，不是强撑的苦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带着怜悯的笑。她见过陆时寒在凌晨两点回复消息时的疲惫，见过赵叔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银杏落叶的平静，见过周晚棠在琴房里一个人哭完又擦眼泪继续练琴的坚强，见过张屿笔记本上那些用力到要把纸张戳穿的笔迹。这些人都在陈维民的棋盘上被当成了棋子，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比陈维民更像一个人。

“陈教授，”她说，“您知道您跟陆时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陈维民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陆时寒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找别人帮忙。他会找我，会找赵叔，会找周晚棠，会找任何可能帮到他的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您，您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了工具，您不敢信任任何人，不敢依赖任何人，不敢对任何人敞开心扉。您看起来很强大，但您其实比任何人都孤独。”

陈维民的表情变了。不是愤怒，不是震惊，而是一种被戳中了要害之后、用尽全部力气维持表面平静的扭曲。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攥成了拳头，指节泛白，青筋在手背上凸起。

“您以为您拥有了一切，但您什么都没有。”林知夏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秘密，“您没有朋友，没有真正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站在您身边的。您有的只是那些被您控制着的人，他们留下来不是因为忠诚，是因为恐惧。这就是您的世界——一个用恐惧搭建的牢笼，您自己也被关在里面。”

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了。窗外的阳光很亮，照在两个人之间的办公桌上，把那个白色信封照得刺眼。林知夏看着陈维民的脸，那张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被抽空了什么之后的、说不清是疲倦还是释然的空白。

“你说完了吗？”陈维民的声音很低。

“说完了。”

陈维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那个白色信封收了回去，放回抽屉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了的茶，苦味让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林知夏，”他放下茶杯，看着她的眼睛，“我给过你机会了，你没有抓住。以后的事，不要怪我。”

林知夏站起来，把书包背好，看着陈维民。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投在陈维民身上，像一个瘦长的、安静的十字架。

“陈教授，”她说，“我不会怪您。但您也不会怪我。”

她转过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很长，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一盏一盏地暗下去。她走在那条忽明忽暗的走廊里，步伐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在跑。她跑下楼梯，跑过大厅，跑出经济系楼的门，然后扶着门口的柱子大口大口地喘气。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得到处乱飞，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被风一吹，脸上凉得像结了冰。

陆时寒跑过来。

他一直在楼下，在那棵银杏树下，站了几十分钟，大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手里攥着手机，指节泛白。他看到林知夏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像是被按下了播放键，从静止变成了奔跑。

“他跟你说了什么？”他的手扶上她的肩膀，声音发紧。

林知夏抬起头看着他，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她的嘴角是弯的。

“他什么都知道了，”她说，“他去过档案室，知道我们拿了什么材料。他知道张屿的笔记本在我们手里。他让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换一个哥大的全奖名额。我拒绝了。”

陆时寒的手从她的肩膀滑到她的手臂上，手指收紧了一点，像是在确认她是真实的，确认她还在。

“你拒绝了。”他说，语气不是疑问，而是一种陈述。

“我拒绝了。”林知夏看着他，眼泪又涌了上来，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她从经济系楼跑出来的那一刻，从陈维民那间密不透风的办公室里跑出来的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不怕了。不是因为她勇敢，而是因为她知道外面有人在等她。

“林知夏，”陆时寒的声音有些哑，“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你拒绝了陈维民给你的最后一条路。从今天开始，他会用一切手段对付你。”

林知夏看着他，笑了。

“我知道，”她说，“但我更知道一件事。”

“什么？”

“我不怕他来，我怕他不来。他来了，就说明他急了。他急了，就会犯错。他犯的每一个错，都会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

陆时寒看着她，那双很深很黑的眼睛里有泪光。不是哭，而是风太大、太冷、在这个世界上站了太久之后，眼睛自然会有的那种湿润。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围巾解下来，绕在了她的脖子上。围巾还带着他的体温，和那股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

林知夏把脸埋进围巾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走吧，”她说，“我们去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