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周国平是下午两点多到的。

我没在卫生院见到他。骆云飞打电话来说，人直接去了县公安局，让林医生和我过去一趟。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和之前不太一样，少了一些审慎，多了一些紧迫，像一个人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东西，手指已经扣在扳机上了，只等目标进入射程就扣下去。

林医生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他今天的白大褂穿得比平时整齐，扣子全扣上了，领口的扣子也没落下，把脖子遮得严严实实的。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眼白里有血丝，下眼睑浮肿，像一整夜没有睡，或者睡得太少，刚闭上眼睛就被什么念头拽了起来。方向盘在他手里握得很紧，不是因为路况不好，清溪镇到县城的路他开了十几年，闭着眼睛都能开。他握得这么紧，是因为他在控制一些别的东西。

“林医生，”我说，“你认识周国平吗？”

他盯着前方的路，沉默了几秒。前方的路面上有一滩不知道什么车漏下的油渍，在阳光下反射出虹彩一样的光泽，一圈一圈的，像水面上扩散的波纹。

“认识，”他说，“他以前来找我开过药。不是给他自己开的，是给他老婆开的。他说赵玉梅腰疼，让我开点止痛药。我说让本人来，他说她来不了，在家里躺着呢。我就给他开了。”

他又沉默了几秒。车驶过了那滩油渍，虹彩在后视镜里缩小、消失。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赵玉梅不是腰疼。是被他从楼梯上推下来了，尾椎骨裂，在家躺了三个星期。”

说完这句话他就把嘴闭上了，并且接下来的整段路程都没有再张开过。

县公安局的走廊和两天前一样，光灯白得发冷，水磨石地面净得能照出人影。骆云飞在二楼楼梯口等我们，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的小臂上有几条很浅的、已经泛白的旧疤痕，不像是刀伤，更像是被什么东西划的。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不是上次那个，这个更新，更鼓，封口处没有拆开的痕迹，里面装的应该是新到的材料。

他没有寒暄，直接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屋子。

那间屋子在一楼走廊的尽头，门上的牌子写着“询问室”三个字。不是“审讯室”，是“询问室”。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我以前不懂，但那天我懂了——审讯室是你已经认定这个人有问题，你要从他嘴里挖出真相；询问室是你还在收集信息，你还没有做出判断，你把这个人请到这里来，是想听听他怎么说。

但屋子的布置和审讯室几乎一模一样。不大，没有窗户，墙壁是那种让人冷静的淡米色，天花板上嵌着一盏白光的LED灯，亮得不像话，亮到你在里面坐久了会觉得皮肤发紧，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从你身上蒸发出去。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子的这一侧有三把椅子，那一侧有一把。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净净的，连个水杯都没有。

骆云飞指了指桌子这一侧的三把椅子，让我们坐。他自己没有坐下，而是靠在桌沿上，双手交叉抱在前，面朝着门口的方向。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不止一个人，有皮鞋的声音，也有运动鞋的声音，错落着从走廊那头传过来。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门被从外面推开了，一个穿着制服的民警先进来，然后侧身让了一下，让后面的人进来。

那就是周国平。

我见过很多种人走进房间的方式，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这样走进来的——他不是走进来的，他更像是被某种力量从门外推进来的，像一块被水冲上沙滩的浮木，被动地、没有选择地、几乎是无可奈何地出现在了门口。他的身形比我想象的要小，大概一米七出头，肩膀不宽，微微驼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装外套，拉链只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灰色秋衣。他的脸是一种不健康的灰黄色，像是长期在室内工作或者长期熬夜的人特有的那种肤色，眼袋很深，眼皮耷拉着，看人的时候需要把下巴抬起来，从下往上地看，像一个人在坑底仰头望地面上的世界。

这就是在赵玉梅身上留下了那些淤青、那些指印、那些新旧不一的伤痕的人。这就是让一个女人宁可死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宁可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也不愿意说一个字的男人。他看起来太普通了。普通到如果你在街上和他擦肩而过，你本不会多看他一眼。他就像清溪镇任何一个中年男人一样，不起眼，不特别，不好也不坏，只是一个活着的人。但正是这种扑痛让我觉得后背发凉。如果他是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出危险的人，赵玉梅也许早就离开了。但他不是。他是普通的。而普通的东西最不容易被看见，最容易被原谅，最容易被一笔带过，被当作“凑合过吧”的理由。多年以来，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变过。

周国平在桌子另一侧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来。那个民警没有离开，站在门边的位置，双手背在身后，像一截不会动的树桩。

骆云飞从桌沿上直起身，走到周国平面前，但没有坐下，而是站着，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这个高度差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非常精心的安排——站着的那个人有权力，坐着的那个人没有。站着的那个人随时可以离开，坐着的那个人不能走。

“周国平，”骆云飞的声音不大，但在这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他的声音被四面墙壁来回反射，变得比实际大很多，也沉很多，“你妻子赵玉梅，十月十七号晚上到十八号凌晨之间，死在了你们家里。你现在知道了？”

周国平点了点头。

“请你用语言回答，”骆云飞说，“录音需要。”

“知道了。”周国平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灰扑扑的，没有光泽，像一块扔在路边的旧抹布。三个字，和电话里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含量。骆云飞给他的回答留出了一段不长不短的空白——不是为了等什么，而是为了让这段空白本身变成一个问题：你只有这三个字要说吗？你对你的妻子，只有这三个字要说吗？

周国平在那段空白里没有动。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曲着，指甲缝里有黑泥，手背上有一道新的伤口，结了痂，痂是暗红色的，边缘翘起来，露出底下新生的粉红色皮肤。他注意到了我在看他的手，把那双手翻了过去，手心朝下，扣在膝盖上。

“你最后一次见你妻子是什么时候？”骆云飞问。

“今年过年。”

“今年过年你回来了？”

“回来了。”

“待了几天？”

“三天。”

“那三天里，你有没有和你妻子发生过肢体冲突？”

周国平把下巴抬起来，从下往上地看着骆云飞。他的眼睛在LED灯的白光下显得格外浑浊，眼白不是白色的，是一种发黄的、像旧报纸一样的颜色，上面布满了细密的红血丝。

“没有，”他说，“她是我老婆，我怎么会打她。”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房间里的空气忽然变了。不是内容的问题——任何一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不管他打没打过，第一反应都会是否认。问题在于他说这句话的方式。他说得太快了，快到一个正常人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连理解问题内容的时间都不够，更不用说组织语言来回答了。他的回答像一颗，在问题话音未落的瞬间就射了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答案不是他在听到问题之后临时想出来的，而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问出这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一个字都不会变。

“她是我老婆，我怎么会打她。”

骆云飞不动声色地翻开了手里的档案袋。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不是解剖照片，是一张生活照——赵玉梅站在一个不知道谁家的院子里，穿着一件水红色的外套，头发扎起来，脸上带着笑。那个笑容是拘谨的，嘴角的弧度不大，眼睛弯着，但眼底有一些不太像快乐的东西，像一个人在镜头面前努力做出快乐的表情，但她真正的情绪藏在更深的地方，镜头拍不到。

骆云飞把照片放在周国平面前。

“这是你妻子。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周国平低头看着那张照片。我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头发很稀疏，头顶有一块圆形的秃斑，硬币大小，头皮在光灯下反着光。他的肩膀动了一下，不是耸肩，是一种更细微的、向内收缩的运动，像一个人忽然觉得冷了，本能地把身体缩紧了一点。

“她话少，”他说，“什么事都闷在心里。不爱出门，也不爱跟人来往。我打电话回来，她也不怎么接。接了也说不了几句就挂了。”

“她为什么不爱跟你说话？”

周国平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手在膝盖上搓了一下，搓的是那块结了痂的伤口，痂被搓下来一小片，露出底下鲜红色的嫩肉，但没有流血。

“她就是那样的人，”他说，“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她对谁都那样。对玉兰也那样。对儿子也那样。她就是不会跟人打交道。”

骆云飞又抽出一张照片，放在周国平面前。这张不是赵玉梅的照片了，是她脖子上的勒痕。上吊的绳套解下来之后拍的，脖子上的索沟裸地暴露在镜头前，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任何美化，像一条丑陋的、剧毒的蛇盘踞在那个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脖子上。

“你妻子的脖子上这个痕迹，你见过类似的吗？”

周国平的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他看了几秒，把目光移开了——不是猛地移开，是慢慢地、一寸一寸地移开的，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水下实在憋不住了，挣扎着把头探出水面。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没见过，”他终于说。

“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弄的？”骆云飞忽然换了话题，语速比之前快了一些，像一个人在转弯的时候不但没有减速，反而踩了一脚油门。

周国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刚才被他搓掉的那块痂的地方，现在渗出了一点血，细细的一条红线，沿着手背的纹路往下淌了不到一厘米就了。他用手掌把那条血线抹掉了。

“工地上划的，”他说。

“什么时候？”

“有一个多礼拜了。”

骆云飞从档案袋里抽出了第三样东西。不是照片了，是一张纸，A4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地打印着一些我看不清的文字。他把那张纸放在周国平面前，手指点了点纸张上的一处。

“这是方医生的法医鉴定意见。十月二十三号出具的。里面提到，死者的指甲缝里检出了皮肤组织和血液，DNA正在比对。”他停了一下，看着周国平，“你手上的这个伤口，如果我们取样比对一下，你觉得结果会是什么？”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LED灯的白光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把所有人的皮肤都照成同一种颜色，同一种质地，像四尊并排陈列的石膏像。周国平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那种刻意控制出来的没有表情，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本质的没有表情，像一面已经涸了很久的湖，湖底裂开了龟纹，但你站在岸边什么都看不到，你能看到的只是表面那层被风吹皱的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周国平说，“我没有害她。我从浙江回来，是她死了以后的事。你们可以查车票，我是十九号才买到的票，二十号上的车，今天才到。她十七号晚上死的，那个时候我人在浙江，工地上的人都能给我作证。”

他的声音从头到尾都是平的，没有任何起伏。他在说“我没有害她”这四个字的时候，和他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用的是完全相同的音调，完全相同的语速，完全相同的音量。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善于用声音表达情感的人，或者说，他本不觉得这句话需要比别的句子更多的情感。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至少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事实。

骆云飞直起身，双手进裤兜里，走了两步，走到周国平的身侧，站定。从这个角度，他可以看到周国平的侧脸，而周国平如果头就看不到他。这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位置——你可以感觉到有人在看你，但你不知道他是在看你的正面还是背面，你无法判断他的表情，你甚至无法判断他离你有多近。

“今天先到这里，”骆云飞说，“你的手机要保持畅通，我们随时可能再找你。”

周国平站起来，椅子腿在地面上划出一声刺耳的尖响。那声音在窄小的询问室里来回反弹了好几次，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在拼命地扑腾翅膀。他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种可以被称为表情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非常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的茫然，像一个人走进了别人的房子里，发现所有的家具都和他家的不一样，他一时不知道该坐在哪里，也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那个民警带他出去了。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脚步声沿着走廊往远处走，越来越轻，越来越远，最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骆云飞走回到桌边，把桌上散落的照片和材料收进档案袋里。他的动作和之前不同，没有那么仔细了，甚至有些潦草，像是在应付一个他已经不太在乎的事情。他收完了东西，把档案袋放在桌上，转过脸来看着我和林医生。

“你们觉得呢？”他问。

林医生没有说话。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和周国平刚才一模一样。他的眼睛盯着桌面上某个不存在的点，瞳孔没有焦距，像是正在看一个很远很远的东西。

“他有不在场证明，”我说，“就像他说的，人在浙江，有人证明。”

骆云飞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这个同时包含肯定和否定的动作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清溪镇的大雾，雾里那个消失的人影，赵玉梅脖子上那个不可能上吊的绳套。所有这些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它们是另一个东西。你以为你看到了真相，但你看到的只是雾的表面，雾的下面还有别的东西，而你站在雾的外面，永远不知道那别的东西是什么。

“不在场证明还在核实，”骆云飞说，“工地的监控、工友的证言、手机基站的定位，这些都要查。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周国平本人出现在清溪镇、亲手实施犯罪的可能性确实不大。”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没有点，只是夹在指间转了转。

“但这不意味着他没有责任。”

他停下来，把那没点燃的烟放回了烟盒。

“或者说，这不意味着这起案件没有其他嫌疑人。赵玉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DNA比对结果明天就能出来。如果是周国平的，那说明他在她死前的某个时间点和她有过暴力接触，这个时间点需要进一步确定。如果不是周国平的——”

他把烟盒放回口袋，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他不需要说完。在座的三个人都明白他的意思——如果不是周国平的，那就意味着那天晚上，在那个吊扇下面，在赵玉梅身上留下最后那些痕迹的人，是另外一个人。

一个她认识的人。一个她能让他进门的人。一个在她服用镇静药物之后的深夜里，在她意识模糊、身体无力、几乎无法抵抗的情况下，用一晾衣绳做出那些事情的人，把她的脖子套住，从身后收紧，然后把她挂上吊扇，伪造出一个上吊自的假象。

他不是周国平。那他会是谁？

我摸了摸背包里的信封。里面的三样东西隔着背包的布料贴着我的后背，那块石头最沉，照片最平，花瓣的碎片最轻。它们在我的背包里待了几天了，我还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它们的存在。不是因为我故意隐瞒，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一个没有寄件人的信封，一张来历不明的照片，一块不知道谁放在枕头下面的石头，一朵从卫生院后院飘来的玫瑰花瓣。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像一道我看不懂的题，所有的数字都摆在那里，但我找不到它们之间的运算符号。

也许骆云飞能看懂。也许他不能。但在我决定把信封交出去之前，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先搞清楚。那朵玫瑰花瓣是从卫生院后院来的，后院的花坛里只有林医生一个人每天浇水。早上七点之前，卫生院还没有人的时候，林医生就已经在那里了，拿着水管，站在花坛边上，把水均匀地洒在每一株玫瑰的部。这些事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喜欢花。

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只浇玫瑰。后院的花坛里除了玫瑰，还有月季、栀子、茉莉，但这三年来，林医生只浇玫瑰。其他的花自生自灭，活下来的靠的是老天爷偶尔赏的几场雨。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林医生。他正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白大褂的下摆抻平。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转过头来，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那个点头的幅度不大不小，不冷不热，和他在卫生院走廊里和每一个病人打招呼时的点头一模一样。

“走吧，”他说，“我送你回去。”

我站起来，背上包。骆云飞在门口和我们握了手，他的手燥，有力，皮肤粗糙得像砂纸。他没有说“保持联系”之类的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拍了两下，力道不轻不重，像一个长辈在叮嘱一个晚辈路上小心。

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天又阴了。不是要下雨的那种阴，是清溪镇特有的那种阴——云层很低，很厚，把阳光全部挡在外面，但又不完全遮住，留出一圈发白的光边，像一床没有盖好的被子，你的身体是冷的，但你能看到被子外面的光，你知道光就在那里，很亮，很暖，但你够不着。

林医生的车停在路边，他按了一下遥控钥匙，车灯闪了两下。他拉开驾驶座的门，正要坐进去的时候，我叫住了他。

“林医生，”我说，“后院的玫瑰，你每天早上都去浇。那些玫瑰是什么时候种的？”

他的手停在车门把手上，没有动。

（第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