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赵玉梅的妹妹叫赵玉兰。

她们是亲姐妹，但从长相到气质都看不出什么血缘关系。赵玉梅瘦小、沉默，走在街上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赵玉兰壮实、嗓门大，穿一件暗红色的棉袄站在走廊里，像一团烧得太旺的火，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谁都别惹我”的气场。但她的眼睛是红的，红得不像话，像是有人把辣椒水灌进了她的眼眶里，又像是她一直在忍着不哭，忍得太久了，眼球表面的毛细血管一一地炸开了，把眼白染成了粉红色。

林医生把我们领进了三楼的会议室。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六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块白板，上面还写着上个月开例会时留下的几行字——“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医患沟通”“本月零投诉目标”——这些字写得龙飞凤舞的，像一群被困在白板上的蚂蚁，再怎么爬也爬不出那个白色的边框。

赵玉兰坐下来的时候把塑料袋放在桌上，里面的药盒哗啦响了一声。她下意识地把塑料袋往自己那边拉了拉，像是怕被人看到里面是什么药。这个小动作让我注意到她的手指——指甲剪得很短，短到几乎看不见白色的月牙，指关节粗大，皮肤粗糙，手背上有一道已经变成白色的旧疤。这不是一双养尊处优的手，这是一双洗了太多衣服、择了太多菜、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默默消耗了太多年月的手。

“我姐不会自的，”赵玉兰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声音不大，但咬字很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不会的。”

林医生和我在桌子的另一边坐下来。林医生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姿势和骆警官如出一辙——拇指绕圈，匀速，均匀，但比骆警官快一些，像一台调快了节奏的节拍器。

“赵大姐，”林医生斟酌着用词，“你姐姐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比如心情不好，或者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赵玉兰把棉袄的拉链拉下来一点，露出里面的深灰色高领毛衣。她的脖子很粗，和赵玉梅那种细长的、像天鹅一样的脖子完全不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两个人，一个像水，一个像石头，谁也想不到她们会是同一个父母生的。

“她什么都不跟我说，”赵玉兰说，声音有些发颤，“她这个人的嘴啊，比蚌壳还紧。你问她什么她都说没事，都说挺好的，但我知道她不好。她不好，她一直都不好。从嫁给那个畜生开始，她就一直都不好。”

那个畜生的名字她没有说，但我知道她在说谁。周国平。赵玉梅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我在赵玉梅的病历上看到过这个名字很多次，在配偶栏里，在紧急联系人栏里，但三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出现在卫生院。一次都没有。从来没有陪赵玉梅来过医院，从来没有替她来拿过药，甚至连电话都从来没有打通过。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填的是一串手机号码，我用科室的电话拨过一次，关机。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白板上那行“本月零投诉目标”里的“零”字写得特别大，圈得特别圆，像一个瞪圆了的眼睛，盯着桌子旁边的每一个人。

“你最后一次见你姐姐是什么时候？”我问。

“国庆的时候，”赵玉兰说，“十月三号还是四号，我记不太清了。我带了些排骨去看她，她说她不想吃，让我带回去给孩子吃。”

她的声音在这里断了一下。不是那种戏剧性的、故意停顿来制造效果的断，而是那种话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的断，像一个人走到了路的尽头，前面是悬崖，她的脚自动停下来了。

“她瘦了很多，”赵玉兰的嘴唇开始抖了，“瘦得不像话。以前她一百二十多斤，那天我看她，最多也就一百出头。脸都凹进去了，颧骨老高，眼窝深深的，像个骷髅一样。我说姐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她说没事，就是最近胃口不太好。”

她的眼眶里的红色更深了，像从粉红色变成了酒红色，但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她不是那种会当着外人的面哭的女人。她的哭是在身体里面的，在她粗粝的手指关节里，在她脖子上的青筋里，在她用了太大力气以至于拉链头都嵌进了她拇指指腹的皮肤里的那只手上。

“她脖子上有伤，”赵玉兰忽然说，声音压得很低很低，“那天我去她家，她穿着高领毛衣，领子拉得老高。但我在厨房帮她洗菜的时候，她弯腰拿东西，领子滑下来一点，我看到了。”

赵玉兰抬起手摸了摸自己左颈锁骨上方的位置，就是我今天早上被陆骁看到的那块淤痕所在的位置。

“一大片，青紫色的，”她说，“不是磕的，磕的不是那个样子。”她看着我，眼神忽然变得很锐利，像一针，直直地扎过来，“沈医生，你见过被掐的脖子是什么样子吧？你在医院上班，你肯定见过。”

我见过。我当然见过。上个月就见过。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半夜来挂急诊，主诉是头痛。我问她哪里痛，她指着头顶的位置说不清楚。我问她最近有没有受过伤，她说没有。但她的脖子两侧有清晰的手指形状的淤痕——五个指印，间距均匀，拇指在一侧，另外四指在另一侧，像一把锁，把一个人的脖子锁在里面。她全程没有提过那个掐她脖子的人，我也没有问。不是不想问，是这个镇上有些事情你问了也白问，问了也不会改变什么，问了那个人明天还会再来，只是下一次她可能会说是撞到了门上。

赵玉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哗啦啦地流，而是从眼角渗出来的，一条细细的水线，沿着她粗糙的、暗红色的脸颊往下淌，淌到嘴角的位置停住了，挂在那里，像一滴雨挂在窗玻璃上，怎么也滑不下去。

“我跟她说，姐，你离婚吧，”赵玉兰的声音已经不像是在说话了，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在对着空气复述一段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对话，“她说，离什么离，都这个年纪了。孩子都那么大了。凑合过吧。”

凑合过吧。

这四个字我听过太多次了。在诊室里，在走廊里，在深夜急诊室的白色灯光下，在医院门口停着的那些车的副驾驶座上。不同的女人用不同的声音说出这四个字——有的是苦笑，有的是叹气，有的是面无表情，像念课文一样平铺直叙——但每一个说出这四个字的女人，眼睛里都有同一种东西。那不是认命，认命的人眼睛里什么都没有。那是比人命更深更暗的东西，是一个人把自己从自己的生命里抽走了，只留下一个空壳在那里，维持着呼吸、心跳、吃饭、睡觉这些最基本的生理活动，但那个真正的、会笑会哭、有名字有记忆的人，已经不在了。

她的眼泪越来越多了，但她哭得不出声，只有肩膀一耸一耸的，整个人的身体都在以一种很轻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幅度震颤，像一个已经冷到极致的人缩在那里，把自己缩得越来越小，小到快要从椅子上消失。

我起身倒了杯水放在她面前。

她接过去了，没有喝，两只手捧着纸杯，杯壁被她捏得变了形，水从杯口溢出来，顺着她的手指缝往下流，滴在暗红色的棉袄上，一滴，两滴，在棉布表面晕开一小片深色。

“她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赵玉兰握着那个变了形的纸杯，声音忽然变得很平，平到不像是在说一个人的死亡，更像是在念一份天气预报，“十点多，快十一点的时候。”

我的后背忽然绷紧了。

“她说什么了？”我问。

赵玉兰抬起头看着我，眼泪还挂在脸上，但眼神已经变了，不再是刚才那个悲伤的、失控的女人，而是一个眼睛里装着什么东西的人，那个东西太大了，她的眼睛装不下，快要溢出来了。

“她说，兰兰，我跟你说个事，”赵玉兰的声音越来越轻，轻到我需要身体前倾才能听清，“我说什么事，她说，我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赵玉兰把纸杯放在桌上，纸杯没有放稳，倒了，水在桌面上铺开，沿着桌面的纹理往四面八方蔓延，像一个正在扩张的地图，边界不断变化，不断吞噬新的领土。

“我以为她说的是周国平，”赵玉兰说，“我说，他回来了？她说不是，不是他。她说她也不知道是谁。她说那人每天晚上都在她窗户外面站着，不开灯，就那么站着。她看不见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像一把很亮的手电筒，照得她整夜整夜睡不着。”

水在桌面上蔓延到了白板笔潦草的“零”字那里，停了一下，然后绕过去了，像一个活着的东西在刻意回避那隻瞪圆了的眼睛。

“我问她，你看不到他的脸，你怎么知道是个人？万一是猫呢？万一是树枝的影子呢？”赵玉兰的声音在这时候彻底变了，变成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音色，低哑，空洞，像一个人在空旷的房子里说话，每说一个字都被墙壁弹回来，变成一个模模糊糊的回声，跟她自己原来的声音叠在一起，“她跟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我是看不到他的脸，但他看我的时候，我身上的汗毛全都竖起来了。你能感觉到那种目光吗，兰兰？那种让你连骨头都觉得冷的目光。”

会议室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一样。

我坐在椅子上，手指不自觉地摸着自己左侧锁骨上方的位置，摸到了白大褂下面那块淤痕的边缘。不疼了，早就不疼了，但那块皮肤的温度比周围低一些，像是那里的血液流得比别人慢，或者那里的什么东西已经死了，剩下的一小片皮肤只是在尽最后的义务，勉强维持着一个活着的假象。

“然后呢？”林医生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沙哑得不像是他自己的。

“然后她就挂了，”赵玉兰说，“她说她困了，想睡觉。我也没多想，我以为她就是心情不好，想多了。我挂了电话还跟我老公开玩笑说我姐是不是撞邪了。”

她的眼角那些毛细血管又炸开了几，红色的血丝从眼角往外蔓延，像蜘蛛网一样附在白色的眼球上。

“我要是知道那是她最后一个电话，”她死死地盯着桌面上的水渍，盯着那滩水的边界正在一点一点地扩大，一点一点地浸入桌面的木纹里，“我死都不会挂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从窗口看到院子里的阳光开始倾斜，把花坛里那几株玫瑰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粉红色的花瓣在夕阳里变成了深红色，像透了的血。

赵玉兰走后，我和林医生在会议室里坐了很长时间，谁都没有说话。后来林医生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那些湿漉漉的纸巾卷起了一个角，像一只垂死的蝴蝶在扇动最后的翅膀。

“小沈，”林医生背对着我说，“你觉得赵玉梅说的那个站在窗户外面的人，是真的存在，还是她的幻觉？”

我看着窗外正在下沉的太阳。天边的云被染成了铁锈色，堆叠在一起，像一堆还没烧完就被人泼了水的灰烬。

“林医生，”我说，“你今天早上跟我说，赵玉梅来找你开抑郁症的药，说她每天晚上都听到窗户外边有人在叫她。你说你给她开了药，开的什么药？”

林医生转过身来，光灯光正好在他头顶，光从他的肩膀上方照下来，把他的脸罩在一片阴影里。

“舍曲林，”他说，“常规剂量。”

“她以前吃过吗？”

“没有。她是第一次来开抗抑郁的药。”

回椅背，望着天花板。天花板的角落有一道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光灯管的位置，粗细不均匀，像一条涸了的河床。

“一个从来没有吃过抗抑郁药的人，”我说，“第一次来开药，开的是舍曲林。舍曲林起效至少要一到两周。你给她开了药，她昨天下午拿到的药，今天凌晨就死了。你觉得她是因为抑郁症自的？”

林医生没有回答。

“退一万步讲，就算她真的是抑郁症自的，”我说，“一个人的手腕上、小腿上，有大大小小十几处新旧不一的淤青，脖子上有过被人掐过的痕迹，每天晚上有人说在窗外叫她——你还觉得这是一个医学问题吗？”

林医生慢慢走回到桌前，没有坐下，只是把手撑在桌面上，五指张开，像要把这张桌子撑住，不让它塌下去。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净净的，这是外科医生的习惯。但今天他的指甲缝里有一丝黑色的东西，不知道是油污还是别的什么。

“我在这里了十八年了，”他说，“清溪镇所有的女人我都认识。赵玉梅嫁过来那天，我在卫生院门口看到了。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嫁衣，很旧，袖口都磨毛了。她低着头从车上下来，旁边站着她男人，一脸横肉，嘴里叼着烟，烟灰掉在她的嫁衣上，她也不敢掸。”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几个字已经完全听不清了，只剩嘴唇在动。

“十八年了，”他说，“我没见过她在卫生院以外的地方笑过。”

窗外起风了。清溪河的水声从远处传来，闷闷的，沉沉的，和那天夜里我在桥上听到的一模一样。那条河每天都在流，白天流，晚上流，出太阳流，下大雨也流，从来没有停过。它流过了清溪镇的每一个夜晚，每一场大雾，每一具吊在风扇上的身体。

它什么都知道，但它什么都不说。河是不会说话的。话是说给能听懂的人听的。而在这个镇上，能听懂话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人就像赵玉梅窗外的那个影子一样，站着，也不进来，就那么站着，看着，等到你终于受不了了，自己开门走出去。

我摸了摸白大褂内侧口袋里的信封，硬硬的，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