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立学校待了几个月之后，我慢慢有了新的朋友。
三班的同学大多跟我一样，是从各个乡镇来的。家里条件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没有人在意你穿的衣服是不是新的，没有人管你说话带不带口音，大家都是“外地来的”，反而更容易混在一起。
周宇是我在三班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就是开学第一天给我橘子糖那个胖小子。他家在隔壁镇上，父亲在广东打工，母亲在家种地。他成绩一般，但人缘好，跟谁都能聊。我当班长之后，他是我最得力的“手下”——整队的时候帮我喊人，发作业的时候帮我跑腿。
“徐时义，你说你以前在镇上是不是也当班长？”他问我。
“不是，我以前是孩子王。”
“孩子王？那不就是班长吗？”
我想了想，好像还真是。
除了周宇，还有张磊、陈小东、刘阳。我们几个经常混在一起，下课打乒乓球，吃饭坐一桌，晚上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聊天。聊什么？聊家里的事，聊以前在学校的事，聊以后想什么。张磊说他以后想当厨师，因为他妈做饭太难吃了。陈小东说他以后想开小卖部，因为可以随便吃零食。刘阳说他想当老师，因为老师不用写作业。
轮到我了，我说我想当有钱人。
他们问为什么。
我说：“有钱了就不用担心吃不饱了。”
他们都笑了，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没笑。
私立学校半个月放一次假。周五下午上完两节课，校门口就停满了来接学生的中巴车。大部分同学都有家长来接，有的是爸妈，有的是爷爷，手里提着零食和水果，脸上堆着笑。
我没等人来接。
我弟在小学部，我哥在初中部，我们放假时间是同一天。放学之后我去找他，他已经带着我弟在校门口等着了。他背着书包，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的是这半个月换下来的脏衣服。
“走吧。”他说。
我们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回镇上方向的中巴车。车上人多，没座位，我们就站在过道里，抓着吊环，把我弟挤在中间，他抓着我们的裤腿。车子一颠一颠的，窗外是看不完的甘蔗地和香蕉林。
到了镇上，天已经快黑了。
我爷爷在哪里等了，但我只知道，他们在等我弟。
按理说，我们也应该去爷爷家。毕竟从镇上回山里的家，还有四公里的山路。天黑了，路上没灯，不安全。
但我跟我哥对视了一眼。
“回家？”他问。
“回家。”我说。
我们说的“家”，不是镇上爷爷的那个家，是山里的那个木棚子。那个漏水、透风、门口堆着农具、灶台永远熏得漆黑的木棚子。
那才是我们的家。
四公里山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白天走还好，晚上走要格外小心。我哥走前面，我走后面，他打手电筒，我跟着他的脚印走。
路两边是黑黢黢的果树林，风吹过，树叶哗哗响。偶尔有野猫从草丛里窜出来，吓我一跳。
“哥，你说有没有鬼？”
“没有。”
“万一有呢？”
“有也不怕，我们两个人。”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远远地看见了木棚子里的灯光。那是我妈点的煤油灯。她知道我们今天回来，一定在等我们。
推开门，我妈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炖着排骨汤，香味满屋子都是。我爸坐在门口抽烟，看见我们进来，点了点头。
“回来了？”
“回来了。”
“饿了吧？”
“饿了。”
这就是我们家的对话方式。没有人说“我想你们了”，没有人拥抱。但排骨汤是真的，热腾腾的，里面还有玉米和胡萝卜。
那是我半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顿饭。
至于我弟，不是我爸妈不让，是他自己不愿意来。山里没电视，没零食，没玩具，连信号都没有。他一个被爷爷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苦？
我弟叫徐时运，1999年出生的。
据说他出生的时候，我爷爷抱着他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孩子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是事实。我跟我哥都是杏仁眼，双眼皮，像我妈。我弟是单眼皮，小眼睛，塌鼻梁，跟我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一模一样。
就因为这个，我爷爷对他格外偏爱。
不是一般的偏爱，是那种明目张胆的、毫不掩饰的偏爱。我弟要什么给什么，想吃什么买什么。有一回我放假回去，看见我爷爷偷偷塞给我弟十块钱，说：“自己去买点好吃的，别告诉你哥。”
十块钱，在那个年代，够我吃一个星期的早餐。
但我弟还不知足。他每天早上要去镇上最好的早餐店吃粉，加蛋加肉，还要配一盒牛。我爷爷的工资也只有一千多块一个月的年代，光是我弟一顿早餐就能吃掉三十块。
三十块。
我跟我哥在山里吃稀饭配咸菜的时候，我弟在镇上吃豪华早餐。
这件事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当时要是知道，估计会气炸。但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在那个家里，被偏爱的那个人永远不会是我。
我爷爷有一个很大的陶缸，放在我爷爷房间的角落里，缸口盖着一块木板，上面压着砖头。缸里面装满了零食——饼、糖果、麻花、桃酥、还有那种用油纸包着的鸡蛋糕。
那是给我弟准备的。
我跟表哥——就是我五姑的儿子陈宝润——都知道那个缸里有什么。陈宝润比我大几个月，鬼点子多。他偷偷跟我说：“你去偷你爷爷缸里的东西吃，我给你把风。”
我说：“你怎么不去？”
他说：“我会骂我，你不会骂你。”
我说：“我也不会骂你，她最喜欢你了。”
他说不过我就开始耍赖：“你到底去不去？不去我自己去了。”
我最后还是去了。不是因为馋，是因为我表哥一直在旁边拱火。我掀开木板，伸手进去掏了两块鸡蛋糕，一人一块，躲在屋子后面吃了。
鸡蛋糕很甜，甜得发腻。吃的太快，噎的很。
最惨的是很快被我爷爷发现了，我也听到声音立马检查。
我爷爷发现缸里少了两块鸡蛋糕之后，把所有人都叫到一起，问是谁偷的。没人说话。我爷爷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看到我的时候，目光停住了。
“是不是你？”
我说不是。
“把手伸出来。”
我把手伸出去。他翻过来看了一眼，指甲缝里还沾着鸡蛋糕的碎屑。
藤条打在手掌上，疼得我眼泪直接飙出来了。藤条闷猪肉啊。
他又打了两下，手心肿了。
我表哥站在旁边，低着头，一声不吭。他手里的碎屑擦得净净。
我没供出他。
不是因为讲义气，是因为我知道，供出来也没用。我爷爷不会打他，他是外孙，是客人。而我是孙子，是自家人。自家人犯错，是要挨打的。
这件事过去之后，我表哥又来找我。
“你没事吧？”
“手心肿了。”
“我给你吹吹？”
“滚。”
他没滚，反而笑嘻嘻地从兜里掏出十块钱。
“哪来的？”
“我偷我妈的。”
“你疯了？”
“没事，她就十块零钱放在抽屉里，发现不了。走，去买冰淇淋吃，我请你。”
十块钱。在那个时候，十块钱能买十冰淇淋，或者二十包辣条，或者五十颗泡泡糖。
我知道这是偷来的钱。
但我还是去了。
冰淇淋是味的，装在塑料壳里，要用小木勺挖着吃。我们在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人一盒，吃得满嘴都是。
“好吃吧？”表哥问。
“好吃。”
“以后我再偷，还请你。”
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那十块钱我们花了一部分，剩下的被表哥藏起来了。后来不知道怎么被二姑发现了——二姑是我爸的二姐。她回来看我爷爷，钱在包里，发现少了十块钱不见了，她就满镇子说，刚好小卖部老板说看到我拿了十块钱来买冰淇淋。
然后她来找我了。
那天我在家门口的水泥地上拍画片，二姑走过来，蹲下来，盯着我看了几秒钟。
“徐时义，你是不是拿了我十块钱？”
我说不是我拿的，是表哥拿的。
“他拿的钱，是不是你花的？”
我说是。
“你是不是用我的钱买了冰淇淋？”
我说是。
“那你就是贼。”
那个“贼”字，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耳朵嗡嗡响，嘴巴张着，说不出一个字。
二姑站起来，转身走了。
我没哭。
但我记住了那种感觉。那种被人指着鼻子叫“贼”的感觉。辣的，像被人扇了一巴掌，扇在脸上，也扇在心里。
我爷爷知道了，只记得冲过来，把我甩到厨房的瓦房顶上去了，我爬起来从另一边跳下去跑了。我只记得那天我浑身疼，但是我谁都不敢说，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原地起飞了。
后来我妈知道了这件事，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她只说了一句话：“别人的东西，再想要，也不能拿。”
我说：“可是表哥说他偷的，我只是吃。”
我妈说：“你吃了，就是你花的钱。别人偷，你不拦着，还跟着吃，那你跟他有什么区别？”
我哑口无言。
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起这件事，心里是感激的。不是感激二姑骂我，是感激那一次经历让我记住了——有些东西，再想要也不能碰。
十块钱的代价，是一辈子的教训。
划算。
不，不划算。
但至少，我再也没有偷过任何人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