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殡仪馆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门卫室的老头正端着搪瓷缸子喝茶，看我骑车进来，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馆长让你去一趟。”
“馆长办公室在哪儿？”
“告别厅后面，那棵老槐树底下。”
殡仪馆的老槐树比这座院子还老。树粗得两个人合抱不住，树冠遮出一大片浓荫，大白天底下都觉得凉飕飕的。永安县的人都说这棵树是镇魂木，殡仪馆建在这儿，就是为了让这棵树压着什么东西。
馆长姓余，五十多岁，秃顶，肚子挺大，见人就笑呵呵的，像个弥勒佛。
“小江啊，坐坐坐。”他把我让进办公室，亲自倒了杯茶，“第一天晚上，睡得还习惯？”
“还行。”
“嗯。”他点了烟，吸了一口，烟雾在台灯的光里缓慢翻卷，“赵老四以前也说还行。说了一个月还行，两个月还行，说到第三个月，人就不见了。”
我握着茶杯，没接话。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吓唬你。”余馆长弹了弹烟灰，“我是想告诉你，殡仪馆这地方，有些事情你不要多问，不要多想。太平间里躺着的，你就当它是躺着的。走廊上有脚步声，你就当是风吹的。听见什么声音，你就当是收音机串台了。”
“馆长，那口棺材——”
“那不是你该管的事。”余馆长的笑容还在，但眼睛里的温度一下子没了，“那口棺材明天就拉走。孟家采石场的人说了，是他们挖出来的，他们负责处理。你只管值你的班，别的事，别碰。”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第一个月的夜班补贴，提前发给你了。比正常的多了两百。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
信封很厚。我没有拿。
“余馆长，咸丰三年城西那个被活埋的女人，她姓陈。”
余馆长夹烟的手指停了一下。只有一下，很短，短到如果不是我一直在盯着他的手，本不会注意到。
“咸丰三年的事，跟你一个1998年的值班员有什么关系？”他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碾了又碾，“拿上信封，回去值班。今晚什么都别想，好好睡一觉。”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那棵老槐树的枝叶在晚风里摇晃，影子投在窗帘上，像很多只手在挠。
“赵老四走之前，最后一晚，他也来找过我。”余馆长的声音突然老了很多，“他问我，余馆长，她为什么只找我？我说，你别瞎想。他说，不是我瞎想，是她只让我听见。”
他转过身。
“赵老四听到了第六夜。第七夜，他走进太平间，再没出来。”
“他进去什么？”
“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值班室被子是热的，茶杯是热的，人不在了。太平间的门开着，棺材还在，里面的女人也还在。”余馆长走到我面前，把信封塞进我手里，“拿上。走。”
他的手很热，但手指在发抖。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老槐树的影子铺了一地，月亮从枝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砸出无数个惨白的光斑。风穿过树冠，发出的声音不像树叶响，像很多人同时在很远的地方叹气。
值班室的门是虚掩着的。
我记得走的时候关上了。我站在门口，伸手推开门。
老翟坐在藤椅上，正对着门，手里捏着那串铜钱。光灯没开，只有窗外漏进来的一点月光，把他半边脸照得青白，另半边沉在黑暗里。
“你去找李采芹了。”
不是问句。
“你怎么知道？”
“你身上有她的味道。”老翟把铜钱放在桌上，“不是香水味，是死味。”
我不知道“死味”是什么味，但我下意识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袖子。什么都没有。
“她活不过三天了。”我说。
老翟抬起头，那只假眼在月光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真的眼睛反而像是假的。
“你看见了？”
我点头。
“看见什么了？”
“红嫁衣。红腰带。勒死。”
老翟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太平间冷柜压缩机启动的嗡鸣，低沉，持续，像一头巨大的动物在睡梦中发出呼噜声。
“咸丰三年，李家用一红腰带把陈家的姑娘勒了个半死，然后装进棺材里。”老翟的声音平平的，像在念一段早已背熟的经文，“她不是上吊。上吊是骗官府的。她是被李家的儿子亲手勒的。”
“为什么？”
“因为她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
“什么东西？”
老翟没有回答。他把铜钱推到我面前。
“今晚她还会来。她来的时候，你拿着这个。”
“这是什么？”
“赵老四留下的。他刻完抽屉里那行字之后，就一直在磨这七枚铜钱。磨了六天。第七天晚上，他把铜钱留在了抽屉里，人走进了太平间。”
“他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
老翟站起来，走到门口，背对着我。
“因为他磨完第七枚的时候才明白——这铜钱不是给他用的。是给他后面那个人用的。”
门关上了。
走廊里响起老翟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很慢，很稳。布鞋底擦过水泥地面的沙沙声。和昨晚我听到的那个脚步声，一模一样。
我抓起桌上的铜钱。七枚道光通宝，用红绳串着，每一枚都被磨得锃亮，在月光下泛着黄铜特有的暗沉光泽。红绳是新的，编得很紧，绳结处系了一个很复杂的扣，不像市面上常见的制式，倒像是某种特定的手法。
铜钱上还有温度。不是老翟手心的温度。是那种铜器被长时间摩挲之后，从金属内里透出来的温热。像活物的体温。
凌晨两点。
哭声准时响起。和昨晚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曲调，永安县土话唱的那句“阿妹出嫁啦，阿妈莫哭啦”，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太平间的方向传过来，穿过告别厅，穿过花圈架子，穿过走廊。
但今晚不一样。
今晚的声音在移动。不是从太平间往值班室移动，是从太平间往外走，沿着走廊，经过告别厅，然后拐了个弯——往馆长办公室的方向去了。
我攥着铜钱，推开门。
走廊里没有人。月光从告别厅的玻璃顶漏下来，把整条走廊照得像一条沉在水底的路。空气冷得不正常，三月天的夜晚不至于呵出白气，但我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在眼前凝成一团白雾，像在太平间的冷柜前面。
哭声在馆长办公室门口停住了。
然后我听到了余馆长的声音。
不是恐惧，不是求饶。是一种我从未在活人嘴里听到过的声音——像是一个人的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拼了命想发出声音，但只挤出来一串含混的、湿漉漉的气泡声。
我往馆长办公室跑。走廊很短，不到五十米。但我跑了很久。脚下的水泥地像被什么东西拉长了，每迈一步，办公室的门就往后退一步。
铜钱在我手心里开始发热。
不是温热，是烫。烫得我差点把它扔出去。但我的手像粘在了铜钱上，五手指头怎么都张不开。
红绳上系的那个复杂的绳扣，在我掌心里开始自己松动。
一扣，一扣，慢慢地，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解它。
办公室的门突然自己开了。
余馆长站在办公桌后面，双手掐着自己的脖子。不是比喻，是真的在掐——十手指深深嵌进脖子的皮肉里，指甲边缘已经渗出血来。他的脸涨成紫色，眼珠子往外凸，嘴张得很大，舌头伸出来，发紫发黑。
他在自己勒自己。
但他手指用力的方式不对。人自己掐自己的时候，力气会受限于角度和疼痛。但他的十手指像铁钩子一样，以完全不符合人体结构的角度，从两侧往中间收拢，拇指压住气管，食指和中指掐进颈动脉两侧的凹陷里——这是法医教材上标准的扼姿势。
不是他自己在掐自己。是有东西在借他的手。
他看着我，眼珠拼命往门口的方向转。嘴唇翕动，在说两个字。没有声音，但口型很清楚——
“救、我。”
我冲进去。
手心里的铜钱红绳完全松开了。七枚铜钱散开来，叮叮当当掉了一地。落地的那一瞬，铜钱发出的不是金属碰水泥的脆响，而是一声极长极闷的嗡鸣，像有人在地底下敲了一口钟。
声音荡开的一瞬间，余馆长的手指松了。
他整个人软下去，瘫在办公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脖子上的指印青紫青紫，像戴了一条勒进肉里的项链。
办公室里的温度一下子回升了。月光重新变成普通的月光。走廊里什么都没有。
七枚铜钱散落在地上，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圈。圈的正中央，有一小滩水渍。不是洒的茶水，不是漏水。水渍的形状，是一个女人的脚印。
左脚，三寸。
余馆长缓过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明天一早，把那口棺材送走。”
第二句是：“不，今晚就送走。”
第三句是：“你跟我一起去。”
我弯腰去捡地上的铜钱。七枚铜钱散落在水渍周围，我伸手去够最近的那一枚，指尖刚碰到铜钱的边缘——铜钱动了。
不是被我碰动的。是自己动的。
七枚铜钱同时在地面上立了起来，像七个微小的轮子，沿着地面缓缓滚向同一个方向。太平间的方向。
我抬头看余馆长。他的脸在月光里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完整的话。
“赵老四走的那天晚上，铜钱也这样。”
铜钱滚到门口就停了，一枚接一枚倒下，又变回普通的、锈迹斑斑的清代铜钱。我蹲下去，把它们一枚一枚捡起来。捡到最后一枚的时候，我看到铜钱方孔里穿着的红绳上，多了一个结。
赵老四系的那个复杂绳扣，刚才在我掌心里自己松开了。现在红绳上重新打了一个结，和之前那个一模一样——但我没有动手，余馆长也没有。
我攥着铜钱站起来。
“余馆长，咸丰三年，李家的人勒死了陈家的姑娘。用的是一红腰带。”
余馆长擦汗的手停住了。
“今晚勒你的，也是红的。”我指了指他脖子上那道青紫的勒痕，“你看到了吗？”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十手指的指甲缝里，嵌着一些细碎的东西。不是血痂，不是皮肉。是丝状的红线，像从某条红色的布料上生生抠下来的。
余馆长把手翻过来，对着月光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姓李。”
老槐树的枝叶在窗外哗啦哗啦响。没有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