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闹钟在韩元屋里走了七天之后，停了。
不是坏了。是发条走完了。韩元那天早上被一种不习惯的安静弄醒，在床上躺了半分钟才意识到是什么——窗台上没有嘀嗒声了。年糕蹲在闹钟旁边，伸出一只爪子拨了拨秒针，秒针动了半格，又停了。猫回过头看了韩元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你这个东西不响了”的意思。
韩元拿起闹钟，找到背面的发条旋钮，试着拧了拧。旋钮很紧，拧不动。他不敢用力，怕拧坏了，把闹钟放回窗台上。嘀嗒声没有了，屋子里的时间像被抽掉了一骨头，还站着，但什么地方软下去了。
跑步的时候他跟老周说了。老周正在木杆上做第十一个引体向上，下巴超过木杆，停了一秒，慢慢放下来，落在地上，才开口。
“发条走完了就上。拧不动是你拧反了。”
韩元回去试了试另一个方向。旋钮动了一点点，发出极轻的、齿轮咬合的声音。他拧了大概七八圈，旋钮开始变紧，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停下来，把闹钟放回窗台上。秒针又开始走了。
嘀嗒。嘀嗒。嘀嗒。
年糕把下巴搁在前爪上，眯着眼睛看秒针走动，尾巴尖在窗台上慢慢扫着。
那天下了一场雨。
落桐镇的秋雨来得没有预兆。早上跑步的时候天还是晴的，河面上有雾，老樟树的叶子在晨光里绿得发亮。等韩元从木杆那里跑回来，刚进巷子，雨就落下来了。不是那种试探性的、几滴几滴的雨，是忽然之间天像被水拧开了，整片整片地往下倒。青石板路面瞬间被打湿，从浅灰色变成深灰色，雨水顺着石缝流成无数条细细的水流。
韩元跑进糖水铺的时候，衣服湿了一半。小顾正在把门口的东西往里面搬——一个写着“今供应”的小黑板，两盆放在门口的薄荷，一张给客人等位用的条凳。她搬条凳的时候凳腿卡在门槛上，雨水打在她脸上，头发贴在额头上，眼睛被水迷得眯起来。韩元接过条凳，搬进去，又出来帮她把薄荷搬进去。
薄荷被雨水打得东倒西歪，叶子碎了几片，空气里弥漫开一股清凉的、带着微微辛辣的气味。小顾把薄荷盆放在厨房地上，蹲下来把断掉的叶子摘掉。她的手指沾着雨水和薄荷汁液，绿绿的，湿湿的。
“今天不会有客人了。”她把摘下来的碎薄荷叶放进一个小碟子里，“落桐镇的雨，一下就是一天。”
她把碎薄荷叶用热水冲了，又加了一小勺蜂蜜，递给韩元一杯。韩元接过来喝了一口——薄荷的清凉从舌往上走，蜂蜜的甜垫在底下，热水的温度把两种味道揉在一起。他握着杯子坐在门槛里面，看雨从屋檐上挂下来，像一道不断流动的帘子。
巷子里没有人。青石板路面上的雨水汇成一条小小的溪流，顺着巷子的坡度往低处流，流到镇口的方向去。雨声很大，打在瓦片上，打在枇杷树叶上，打在墙的坛子上，打在一切能被雨水打到的东西上。但这片很大的雨声里，糖水铺的煤炉上，红豆沙还在咕嘟咕嘟地翻着，那声音穿过雨声透出来，不急不慢，像闹钟的秒针。
“小顾。”
“嗯。”
“你父亲后来跟你联系过吗？”
小顾正在滤红豆汤。听到这句话，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滤。滤网里的红豆沙从网眼挤出来，落进白瓷碗里，深红色的一层。
“写过信。”
韩元转过头看着她。小顾没有抬头，手还在动，滤网在她手里转着，红豆沙一点一点往下落。
“什么时候？”
“我十六岁那年。”她把滤网放在碗沿上，让余下的汁液自己滴完，“寄到镇上的邮局。邮局的老孙认得我，把信送到家里来。信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寄件人是空的。”
“信里写了什么？”
小顾把滤网从碗上拿起来，把碗端到作台上。她从柜子最里面拿出一个铁盒子——跟装现金那个不一样，这个更旧，铁皮上的漆掉了一大半，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金属。她打开盖子，从里面拿出一封信，放在韩元旁边的桌面上。
信封是那种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邮戳模糊了，只能看清年份。收件人写的是“周顾收”，字迹很用力，像是写信的人怕自己写得太轻收信人会看不清。“周”字里面的“口”写得特别方，几乎是一个正方形。
“你可以看。”小顾说。
韩元从信封里抽出信纸。纸很薄，折痕处已经磨得有些透了。信不长，一页纸，蓝黑色圆珠笔写的。
“小顾：
爸爸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收到。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看。
你六岁那年我离开落桐镇，到现在十年了。十年里我做过很多事，大部分都做失败了。建材店开倒了，饭店也开倒了。你妈妈跟我离婚是对的。
最近这两年我在一个工地上活。不是什么好活，但管吃管住，能攒下一点钱。钱我寄给你妈妈了，让她给你交学费。你别告诉她是我寄的，她不会要。
落桐镇我回去过一次。你十二岁那年。走到镇口，看见梧桐树，站了很久，没进去。不是不想见你。是不敢。
糖坊的事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如果不知道，你妈妈会告诉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做错了事，连累了一个好人。这件事压在我心里，压在什么地方，我形容不出来。像闹钟里那变形的游丝。表还在走，但走得不准。有时候快了，有时候慢了，有时候停下来。
我在工地上认识一个修过钟表的人。他跟我说，游丝变形了可以整回来，但手要稳，心要定。我试过。我的手不稳。
你小时候喜欢喝红豆沙。糖坊倒闭之前，我最后一次从厂里带东西回家，带的是一小袋红豆。不是厂里的，是我在集市上买的。你妈妈把它煮了，你喝了两碗。这件事你可能不记得了。
小顾，爸爸不求你原谅。写这封信只是想告诉你，那袋红豆是我买的。
如果你愿意，给爸爸回封信。不愿意也没关系。
建邦”
韩元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信封在桌面上放着，邮戳模糊，字迹用力，“周”字里面的“口”是正方形的。
“你回了吗？”
小顾把铁盒子盖上，放回柜子最里面。
“没有。”她坐在作台后面的高脚凳上，两只脚踩在凳子横撑上，“收到信的时候我十六岁。看了，折好放回去，铁盒子塞进柜子里，没回。”
“为什么？”
小顾从高脚凳上下来，走到后门口，伸出手去接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雨水打在她掌心里，溅开来，沿着手腕往下流。
“不知道写什么。”她的声音被雨声压得很轻，“写‘我原谅你’？那时候没有。写‘我不原谅你’？又觉得太重了。写‘我收到信了’？这句话太轻，托不住他写了那么多的字。”
她把手收回来，甩了甩，在裤子上蹭。
“后来呢？”
“后来他又写过一封。我十八岁那年。”小顾走回作台，从铁盒子里又拿出一封信。这一封的信封新一些，邮戳是另一封的。收件人还是“周顾收”，但这一次“周”字里面的“口”不是正方形的了，扁了一点，像是写字的人手抖了，没控制住。
韩元抽出信纸。这一封更短。
“小顾：
上一封信你没回。爸爸不怪你。
我还在工地上活。去年从架子上摔下来一次，不严重，躺了半个月就好了。工头赔了点钱，我寄给你妈妈了。
前几天工地旁边有家糖水铺，我进去喝了一碗红豆沙。不好喝。没有你妈妈煮的好喝。
小顾，爸爸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不是要你担心，是跟你说一声。如果你想来，我在的地方叫苍南县，城东工地，问门卫老孙就能找到我。
不来也没关系。
建邦”
韩元把第二封信折好，放回去。
“你去了吗？”
小顾沉默了很久。雨声填满了沉默，打在瓦上，打在薄荷叶上，打在巷子里的青石板上。
“去了。”她说，“十八岁那年冬天，坐了四个小时大巴。到苍南县的时候天快黑了，找到那个工地，门卫是个姓孙的老头。我说找周建邦。他看了看我，说，你是他女儿吧。你爸等了你两年了。”
“然后呢？”
“然后他带我去了工棚。”小顾的声音在雨里听起来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爸不在。工棚里住着七八个人，他的铺位在最里面。床头放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件净的工装，一双新袜子，还有一包红豆。老孙说，他每个星期天都去集市上买一包红豆，把旧的换掉，换成新的。怕你来的时候，红豆不新鲜了。”
韩元握着杯子。薄荷水凉了，杯壁上凝着一层水珠，他手指握过的地方，水珠被体温化开，留下几个透明的指印。
“那天他回来得很晚。我在工棚里等到天黑，老孙给我打了饭，我吃了。他回来的时候浑身是泥，是混凝土搅出来的那种泥浆，在身上硬邦邦的。他站在工棚门口看见我，没有进来。就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小顾的拇指在信封的邮戳上轻轻摸着。
“后来他进来了。坐在铺位上，离我很远。工棚里其他人都在，他不好说什么。我们两个就那么坐着，中间隔着一包红豆。最后他说，小顾，你长大了。我说，嗯。”
“就这些？”
“就这些。”小顾把第二封信也放回铁盒子里，“我在苍南县住了一晚，第二天坐大巴回来了。走的时候他送我到车站，站在大巴外面，车开了也没走。我从后车窗看他，他站在那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跟工地的灰色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她把铁盒子盖上。盖子扣紧的时候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声响，像某种东西被锁上了。
“之后还写过信吗？”
“写过。每半年一封。”小顾的手指在铁盒盖子上停住，“都是寄到邮局，老孙送过来。信越来越短，字越来越抖。最后一封是四年前寄来的，信封上的‘周’字，里面的‘口’已经写不方了。”
她没有拿出那封信。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了。从屋檐上挂下来的水帘变细了，断成一滴一滴的。巷子里的青石板路面被雨水洗得发亮，石缝里的青苔吸饱了水，绿得几乎要滴下来。枇杷树的叶子被雨打过之后，每一片都净净的，像刚洗过的碟子。
韩元把杯子里凉掉的薄荷水喝完。薄荷叶沉在杯底，被水泡得舒展开来，恢复了它在枝头上的形状。
“你后来去看过他吗？”
小顾从高脚凳上站起来，走到后门口。雨停了，巷子里开始有声音了——谁家的门开了，谁在收晾在屋檐下的东西，远处传来老刘在大棚那边说话的声音，听不清说什么，但语气是雨后该有的那种松快。
“去过。每年冬天都去。”她靠在门框上，看着巷子里慢慢亮起来的天光，“苍南县，城东工地。工地早就没了，盖成了楼。老孙也不在了。我找过我爸，没找到。工地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没人记得一个叫周建邦的。”
“他不在那里了？”
“不知道。”小顾的声音轻轻的，像她第一次在赵阿婆院子里说起父亲时的语气，“我每年冬天去一次，在苍南县的车站坐一会儿。车站还是那个车站，卖票的窗口从三个变成了一个。我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坐着，坐到最后一班大巴开走，然后回来。”
年糕从巷子里跑进来，四只爪子全是湿的，踩在糖水铺的地面上留下一串小小的湿脚印。它跳上柜台，蹲在那只闹钟旁边，抖了抖身上的水。水珠溅在闹钟的钟面上，秒针还在走，穿过水珠，嘀嗒嘀嗒。
韩元看着柜台上那串猫爪印。从门口到柜台，每一个爪印之间的距离都一样，像某种被精心测量过的步伐。
“你爸说他像闹钟里那变形的游丝。”韩元说。
小顾转过身。
“老周能修游丝。手要稳，心要定。他修了四十年，变形的游丝在他手里能恢复原状。”韩元站起来，把杯子放进水槽里，“但老周只能修钟表里的游丝。人心里那，他修不了。”
小顾走到柜台前，把年糕踩出来的湿爪印用抹布擦掉。抹布从爪印上经过，一个一个地，把那些小小的湿痕变成一片均匀的水渍，然后水渍也了。
“我知道。”她把抹布拧，搭在水槽边上，“所以我每年冬天都去苍南县车站坐着。不是等他。是替他坐一会儿。”
韩元把后门口被雨打湿的条凳搬回来，放在原来的位置。小黑板也搬回来，上面“今供应”四个字被雨水洇湿了一小块，“供”字的最后一捺晕开来，像老樟树的树伸进土里的形状。
雨彻底停了。巷子上空露出一小块蓝天，被两边的屋檐切成一道窄窄的、长长的蓝色带子。阳光从那一长条蓝色里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照出无数道细小的反光。
老刘从巷子那头走过来，胶鞋踩在湿石板上一脚一脚的，手里拎着刚从棚里摘的黄瓜，黄瓜上还带着水珠，分不清是雨水还是露水。他走到糖水铺门口，把两黄瓜放在门槛上。
“雨停了，黄瓜甜。”他说完就走了。
韩元把黄瓜捡起来，放进厨房的水槽里。黄瓜上的水珠在水槽的白瓷面上滚了滚，和薄荷叶的碎屑混在一起。
小顾打开煤炉的风门，火旺起来，红豆沙重新开始咕嘟。她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白瓷碗，碗底那行青花小字在雨后的光线里格外清晰——“落桐镇糖坊”。“落”字的最后一捺拖得很长。
“今天没有客人。”她把一碗红豆沙放在韩元面前，“我们自己喝。”
韩元坐下来，舀了一勺。红豆沙还是热的，多加的红豆沉在碗底，深红色的一层。他嚼着红豆，嚼着嚼着，嚼出了那封信里的一句话。
“那袋红豆是我买的。”
他把那勺红豆沙咽下去。甜味从舌上返回来，不是糖的甜，是红豆被煮了很久很久之后，自己释放出来的那种甜。慢，不张扬，但留在嘴里的时间比糖更长。
窗台上，年糕把下巴搁在老周的脑钟上，尾巴垂下来。闹钟的秒针走着，穿过猫下巴上的绒毛，嘀嗒，嘀嗒，嘀嗒。
不快不慢。
像一个人在工棚里，把旧红豆换成新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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